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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本来是豪族伦理精神发挥重大作用的时期。但到了后期，南朝的门阀贵族安于现存的社会地位，以私代公，破坏了国家共同体的秩序，结果是逐渐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在北朝，代替旧门阀贵族而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新兴的非门阀豪族，他们和被国家共同体疏远的北方胡族民众一起重新建立了新的国家共同体，这就是隋唐政权。
隋唐时期，国家共同体将接受豪族指导的人民编入国家户籍，由国家进行统一的行政管理。北魏时建立的三长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等得到完善，家族共同体在国家共同体的这些制度之下既受到保护也受到束缚。随着唐代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的律令制度与现实社会之间产生了严重乖离，特别是由于逃户引起的摊配税额扩大更加速了自耕农民的逃亡和家族共同体的解体。针对这些现象而重新制定的两税法，反映了国家政策从法制主义变为现实主义，但另一方面，宦官和藩镇的跋扈使皇帝和官僚都不得不依靠他们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在此状况下，国家共同体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公共性质，唐朝政权也因之灭亡。
宋代到清末的一千年为君主独裁政治盛行的时期，国家共同体掌握在君主和官僚那里。宋代官僚通过科举人仕，因此不需民众的直接支持，所以他们作为皇帝手足的特征比较突出。当时的官僚集团由于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统治阶级，因此其思想学问也随之变为用一种普遍的原理来说明自然和人伦的关系，这就是通常说的宋学。宋代以后人民脱离了中世贵族类似那样的指导，有了自己较为独立的地位，通过科举的制度就可以看到官与民之间并没有什么身分上的区别。这时的家族共同体以宗族为中心逐渐走向制度化，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模仿血缘家族关系而结成的会党、教门等团体。对国家共同体来说，宋代的保甲法、元代的社制、明代的里甲制，都有将这些家族共同体纳入国家共同体内的意图。
明清时代，由于社会动荡，人民不能安居于乡村生活，这也就是会党和教门活动更加盛行的原因。会党和教门常常利用民众的不满从事反政府活动，所以在政府和这些反政府集团之间战争不断，其结果带来的是土地的荒芜、农村经济的萧条以及国家的财政危机，国家共同体与家族共同体的关系到了崩溃的地步。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由国家共同体和家族共同体构成的两千年帝政时代。革命后的历史课题是怎样在两个共同体合为一体的基础上，使广大人民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
以上是共同体观点下的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也是中国历史上国家和社会的结构特征。我们看到，谷川在这里仍然强调了国家和人民相互依靠、相互联系的关系。不过，在强调共同体的历史作用时，谷川并没有否定国家和人民之间存在的阶级对立。
谷川指出，国家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建立，乃是因为其内部具有管理与生产两个机能，而且必须承认这两个机能一般是通过统治和被统治阶级的区分来实现的。生产者向国家提供的劳动力、生产品正是国家共同体维持运转的经费。但是当管理者把这些经费用于过度的宫殿建筑、频繁的对外战争以及自身的消费享乐，使生产者的生活与生产日趋穷困，所处的家族共同体面临崩溃时，这就是阶级对立的反映，它使国家共同体保护人民的公共性格出现变质。历代的农民大起义实际上就是一个重建国家共同体的过程，而社会的前进就是新旧共同体变换的结果。
谷川试图说明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共同体里面本来隐含着阶级支配即破坏共同体因素的存在，但是，当这一要素被追求共生共存的伦理精神所克服时，共同体就会迈向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也就得以持续发展。
共同体的发展演进就是中国历史社会的发展史，这是谷川共同体论的结论。但是，它并不是谷川史学的终极目标。谷川所追求的是运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共同体特性来解决现代中国以及世界的诸问题。对于谷川来说，发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原理实际是找到了通向未来的钥匙。
现在的世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占主要地位，资本主义或市场主义的原理成为人们行动的根据。谷川指出，西方文明对人类社会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由此产生的代价同样是巨大的。由于欧洲的历史是与中国完全不一样的私有制发展的历史，所以财产的多寡与物质的追求也就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原理。当今世界所呈现的种种问题，都是与物质主义的追求密不可分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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