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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户的一般农民在此情况下急遽减少，国家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最终走向灭亡。
氐族苻坚的前秦是五胡政权中最为安定的时期。虽然“宗室军事封建制”同样存在，但苻坚推行德治主义政治，力图克服血缘主义的弊端。虽然如此，苻坚针对鲜卑族的优待政策还是反映出前秦依然没有突破种族社会的特性，这也是淝水之战以后政权瓦解的主要原因。不过，苻坚的德治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两赵以及燕政权那样的权力私人化现象，因此可以认为前秦处在从五胡向北朝过渡的历史阶段。
统一了华北的北魏与五胡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采取了部落解散政策。但是，北魏在统一华北过程中实施大规模徙民政策，并且让宗室贵族掌握中央的羽林、虎贲军，在地方州镇大量部署北族兵。由此来看，尽管北魏采取了部落解散的政策，但在本质上仍旧没有完全摆脱种族血缘主义。
力求突破种族血缘主义的阻碍，建立一个更具公共性的国家，这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的目的及意义所在。汉化政策中的重要一项是在胡汉两方全面推行门阀主义制度。在孝文帝推行门阀主义政策时，一部分汉人士大夫提出了与之相对的贤才主义观点，他们强调人材应求之于个人而不应该只是门第。但孝文帝没有采纳这些人的建议而继续推行注重门第的门阀制度，其结果是导致具有自由民身分的北方胡族兵士逐渐遭到排挤，最后沦落到丧失自由身分的地步。
在北魏末的大混乱中，除了北族士兵以外，另有一股势力在急遽抬头，这就是汉族豪族在地方乡村社会中集结的乡兵集团。乡兵是由地方豪族(乡帅)与乡里民众(乡兵)构成的军事集团。这些乡帅一般具有武人的气质与才干，在民众中发挥着指导能力并且获得了地方乡村社会的广泛支持。依靠自己的能力以及在乡里社会的声望，正是这些豪族崛起的原因所在，也是前述贤才主义观念在地方社会的反映。谷川认为这些豪族的行为与只重门第的传统门阀贵族不同，将其称为“新贵族主义”。
“新贵族主义”的乡兵集团与传统门阀贵族的不同之处，显示了处于地方基层社会的豪族和自耕农民力图打破门阀主义的志向，这一点和北族兵士的目标完全一致。乡兵集团和北族兵士其后成为东西两魏政权的军事基础。因此，如果说城民追求自由身分的内乱是形成隋唐王朝的原动力的话，乡兵集团的活动则构成了隋唐王朝产生的另一个原动力。
这两个原动力具体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如何推动隋唐国家形成的呢?谷川首先分析高欢一派。向高欢投降的北族士兵与汉族的乡兵集团是东魏、北齐政权的骨干，他们的领导者被称为“勋贵”，都属于北齐政权的统治阶层。与此同时，传统的汉人门阀贵族也开始进入朝政，不过这些贵族在门阀主义已经行不通的情况下登场，因此只有依靠和皇权的结合才能得以生存，这就形成了武成帝以后的恩倖政治。“勋贵”和门阀贵族的政治斗争构成了北齐政治史的主要特征，国力在当权两派的权力斗争中日渐衰弱，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
胡族与汉族人民否定门阀主义身分秩序，追求平等自由身分的努力在东魏、北齐政权下没有成功，但在西魏、北周那里却得到了实现。尤其是北周政权，周礼的采用、六条诏书的实施以及将广大乡兵集团纳入新的府兵制体系等政治措施，都显示出了胡汉人民融和的趋势。在五胡政权时期，试图通过“宗室军事封建制”这样一种血缘主义来维持国家体制，而在北周，却是一半以上的异姓作为柱国统领军队。上述事实标志着北周已经超越了五胡政权挣脱不掉的狭隘的种族血缘主义，同时也预示了继承北周政权的隋唐是一个保障胡汉民族融和与自由的公共性国家。
在谷川看来，五胡北朝史的发展趋势最后归结为隋唐国家的建立，因此在把上述研究辑为一书时，特意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来命名。通过这一研究，五胡北朝史的整个历史过程呈现出了十分清晰的轨迹。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北方胡族与汉人乡村社会的民众。他们双方肩负各自不同的历史使命，但目标却都是对自由平等身分的追求。对于北方胡族而言，摆脱了东汉以来的汉人统治，进而在中原地区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他们成为自由民的开始。五胡政权的宗室军事封建制、北魏的北族军事体制，都有继承游牧民族的部落制度传统，保障本族人民自由身分的意图。但这些体制由于种族血缘主义色彩太过浓厚，所以在与广大汉人社会共存的状况下没有起到有效作用。孝文帝的门阀主义政策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反而使得作为自由民的北族兵士沦落到贱民的地位。为了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自由，胡族士兵发动了大规模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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