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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住这种伦理道德时，也就意味着他们世代获得乡论的支持，由于世代为官，门阀也就得以产生。另一方面谷川指出，上述豪族与民众的相互关系，表明了民众通过舆论的形式在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他们的乡评才是豪族进入官僚阶层成为贵族的基本保证。
前面提到，谷川认为豪族共同体显示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随处可见的豪族与乡里社会的关系，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一般形态。那么，具有以上这些特点的豪族共同体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机能呢?谷川从社会、军事、政治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首先就其社会功能来说，豪族共同体在酷烈的生活条件下保障了人们生活安定和生命安全，有名的田畴和庾衮所率领的坞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从这个意义来说，共同体毋宁是一个生存共同体。
其次从军事功能来看，豪族共同体又可以作为军队的基础使政治趋于稳定，如三国时期李典、许褚率领的军队、祖逖时就开始形成的东晋北府军、齐梁之际的襄阳军队等都是在豪族与民众的团结下形成起来的。此外，如前所述的北朝后期的乡兵集团也反映出了这一功能。
再次，豪族共同体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社会结构，其功能还反映在政治方面。对这个问题，谷川注意的是官僚贵族制定的政策，指出豪族从个人小家出发，在宗族、乡党中结成连带关系，与周围的民众形成共同体关系，尔后通过共同体的支持成为官僚，进入政权中枢，因此由他们定立的政策必然会反映出这种共同体关系，他以均田制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按照阶级支配的原理来看，均田制下的农民必定是受国家剥削的对象。但谷川在对这一政策进行综合研究后，指出毋宁说这是统治阶层为了避免与自耕农民产生与民争利的关系而制定的一项自我抑制、救济民众的政策，也就是通过限制大土地所有者的兼并使所有的自耕农民都能共存的一项政策。这种思想理念和在地方社会厉行俭约、知足、救济民众的豪族伦理精神一脉相通。
但是，在论述豪族共同体的上述机能时，谷川也明确指出下面一个事实：当国家政治和地方乡村社会不能维持这种共同体关系时，当豪族或贵族抛弃自己的伦理精神时，那就意味着共同体的瓦解，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的灭亡。如西晋、东晋或南朝从成立到灭亡的过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再如五胡和北周政权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因为丧失了公共性所以走向覆灭，而后者则维持住了共同体国家所具有的公共性，所以能够产生隋唐统一政权。
以上详细介绍了谷川史学的核心部分“豪族共同体论”。如果说《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侧重于考察五胡北朝政治史的话，“豪族共同体论”则对魏晋南北朝政治社会史作了综合性探讨。从《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到“豪族共同体论”，谷川史学从政治史的研究领域扩大到了社会史范畴。
作为一种原创性理论，“豪族共同体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与民众相联系的底层找到了人与人精神结合的样式，并用共同体的概念加以把握，即豪族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的指导阶级，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凭借自己的人格和伦理精神取得了乡里社会的广泛支持，他们和民众之间并非阶级对立而是共生共存的共同体关系①。谷川进而还用“公”与“私”的概念来加以说明，即共同体与其成员如果用“公”与“私”表示的话，“公”以“私”作为前提而存在，“私”则溶入到“公”之中并最终得到扬弃。这种“公”与“私”的关系就是豪族共同体的结构，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一种伦理意识与精神。
需要注意的是，共同体为一个实体概念，它反映的是当时地方社会的实际状况。但在另一方面，用这一概念去把握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时期的历史演进时，它又可以上升为一种理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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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豪族共同体论”在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原创性作用，可以参看都筑晶子《六朝贵族制研究的现状——豪族、贵族、国家》，《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7，1981年。
② 谷川道雄；《世界帝国的形成》(讲谈社现代新书1977年版，耿立群译中文版，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便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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