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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谷川认为，豪族本身带有扩大自己的势力，侵蚀周围自耕农民，迫使其破产和流亡的性质，可是当这种行为的结果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崩溃时，豪族最终的选择却是与民众走共存之路，建立一个相互生存的共同体社会。这种选择实际上表明豪族阶级具有一种“自我否定”的机能。清流豪族后来成为魏晋政权的骨干力量，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豪族努力与自耕农民结成共同体关系的行动毋宁说是他们对于东汉以来清流豪族的继承。
其次，上面所见那些被称作“轻财重义”的行为，实际上反映了豪族在抑制私欲的同时，力图通过救济民众来维持一个公共性社会的伦理精神。那么这种伦理精神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呢?谷川分析这种伦理意识实际上就包含在豪族的日常生活中。
在豪族的家庭生活中，孝行是最重要的道德行为。通过孝的实践，一方面可以保持大家族之间的和睦，另一方面也可以将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家世再传给子孙后代。可是，在魏晋南北朝特有的大家族生活中，如果只看重自己和妻子的所谓小家，就势必引起整个家族的不和。为了维系住家族，个人的道德实践就成为必须的行为。谷川在此特别引用了颜之推把大家和小家的关系比作公务与私情的话，指出正因为豪族之家存在着复数的夫妇共同生活，所以才产生了公和私的观念。对于豪族来讲，整个大家族俨然是一个公共的世界，所以在那里的生活就可以说是一项公务。谷川进而论述这种在大家族生活中抑制私情的道德意志源于豪族之家特有的儒家思想教育。豪族从小就受到严格的道德教育，学会对父母及兄长应如何行礼仪守规矩，即便是到了老年，这种长幼之分仍得到维持。另外一项重要的家庭教育是强调了恭俭的重要性，在家长们看来，骄奢的生活重视的只是自己，其结果往往就是在排挤他人中导致家的衰败。恭俭和骄奢，这二种行为的区别关键在于能否选择与他人共存之道。因此一般豪族，即使是财富丰裕之家，也都是以俭约为信条。能够显示豪族之家重视教育与学问的还有家仪与家训的制作，通过这些，豪族家庭希望能把子孙教育培养成有学问和道德的人物，由此来维护家门的延续。
从家庭中培养出来的孝道与恭俭实际上是豪族作为乡里社会指导者亦即名望家的对人意识，而只有这样的意识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才能得到家人、宗族、乡党的支持和拥护。说到底，孝与恭俭的实践就是一种与他人共存的伦理道德。
谷川分析这种伦理精神有着很深的哲学渊源，这便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产生极大影响的儒释道三教思想。就佛教和道教来说，都用不同的方法劝说人们摆脱欲望的束缚，告诫人们只有超越欲望才能得到永生。这些思想对于生活在乱世的人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即便是豪族也概莫能外。宗教思想与儒学的伦理思想交汇在一起，就形成了豪族阶级特有的伦理精神，所谓“轻财重义”的行为应该说在这里找到了思想根源。因此可以说，反映这种伦理精神的豪族共同体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思想的产物①。
以上是豪族共同体形成的两个条件，即没有经历东汉以来那种艰苦卓绝的环境，没有豪族阶级自身的伦理精神，豪族共同体都无法出现。由此也可以看到，豪族之家之所以能成为共同体的中心，成为社会的指导阶级，并不是依靠权力来统治民众，而是依靠自身的伦理精神以及与民众共存的使命感。
谷川在论述豪族在共同体占据指导地位的同时，也强调豪族共同体由豪族与周围一般民众同时构成，因此不能忽视民众在共同体中所起的作用。那么，应如何看待民众在豪族共同体的作用呢?谷川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特色的选官制度——九品官人法上来剖析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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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谷川道雄著、赵永东译：《六朝贵族的家庭生活及在社会政治上的作用》，收入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三联书店2004年版。
上述豪族在共同体中的行为一般会受到乡党社会的评价和称赞，这里就形成了乡论(乡评)。政府根据九品官人法决定某人做官资格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乡论。也就是说，豪族只有通过乡论才能获得做官资格并参与国家政治。谷川一方面揭示乡论和九品官人法的关系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贵族的形成原因，即豪族是通过自己的伦理行为获得做官资格的，而这种伦理道德的培养在于家庭的教育与学问，因此当一个豪族之家世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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