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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批判角度完全不一样，他认为西嵨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包括秦汉时期在内，构成中国社会基本要素的始终是国家和一般编户，哪怕存在着奴隶和小作人，在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旧是一般自耕农民。
面对上述这些理论及实证上的批判，西鳩最后放弃了自己的奴隶制理论，另以国家和自耕农民的关系来建立新的秦汉国家论。值得注意的是，西鳩在这里并没有用通常说的国家封建制来理解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他认为自耕农虽然有自己的土地，但和国家的关系并非通过交纳租赋来维持，而是通过承受来自国家的人身统治而体现，西鳩将这种关系命名为“个别人身支配”。很显然，西鳩在这里虽然没有使用奴隶制这一概念，但“个别人身支配”实际上与奴隶制国家的形态别无二致。
将上述这种关系放在魏晋隋唐社会加以研究的是堀敏一。堀认为隋唐的均田体制是对个别人身支配的重新确立。其论据如下：秦汉的个别人身支配到魏晋面临崩溃，这时取代国家统治人民的是豪族。但是在豪族统治的内部逐渐产生阶级对立，国家于是利用这一矛盾又重新恢复了直接统治人民的体制。隋唐的均田体制来源于魏晋南北朝的豪族统治时期，所以它与秦汉政治体制有所不同，但是在国家对农民的个别人身支配这一点上，两者的性质又完全一样。唐中期立两税法，使国家和农民之间形成了以土地作为媒介的统治关系，至此，秦汉、隋唐时期的传统统治结构才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社会也就开始步入封建社会阶段。
这里可以看到，当用私有土地内部的生产关系来理解中国社会历史性质的办法面临困境时，历史学研究会改弦更张，在坚持唐代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张下，逐渐开始重视国家和自耕农民的阶级关系。
以上所述时代分期问题论战是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最大潮流，对此我们可作如下归纳：
(一)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特点是，大多数学者推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通过对各个时期生产方式的研究来证明中国历史不但在前进，而且与欧洲的历史拥有同样的发展规律。其后这种方法受到挫折，转而开始重视国家对自耕农民的阶级支配关系。
(二)在历史学研究会和京都学派之间展开的历史分期论争，围绕着上古奴隶制、中世农奴制、近世资本主义制的社会结构分别相当于中国的哪个时代而展开，在方法上与中国大陆的分期论争有相似之处，而与大陆的不同之处是日本的论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展开。此外，奴隶制、农奴制等在历史学研究会来看是规定时代特性的基本范畴，而对京都学派而言只不过是判断时代性质的一个指标而已。
可以说，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日本中国史研究或多或少都受时代分期论争的影响。论争虽然促进了实证研究的发展，但最终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相友在70年代以后，研究者们对时代分期问题的兴趣日渐降低，代之而起的是对细部问题的实证性研究。 二、谷川史学的诞生——《隋唐帝国形成史论》①
谷川史学正是产生于上述中国史分期论争如火如荼之时。
对于论争本身，谷川并没有直接介入，但却表现了极大兴趣，从中受到了很大鼓舞，这一点反映在他50年代早期的唐代史研究中。对于日本人来说，唐朝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代，因为它对日本的影响太深，所以许多立志研究中国史的学生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唐史上。谷川也不例外，当时他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唐王朝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性质。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唯物史观的阶级支配、阶级斗争的理论成为那时的研究指针，即以唐朝政权与民众之间的阶级矛盾为研究前提，密切关注民众与统治阶级的斗争状况，希望以此来抓住唐朝的历史特质。
但在此过程中，谷川却逐渐感觉到，以先验的态度站在国家与民众的阶级对立上思考问题时，非常容易落入机械论的陷阱，因为在那里不见构成国家和民众社会的“人”的身影。比如说最能代表隋唐时期政治特色的律令体制在上述史观之下只能变成压制人民的工具。然而制度终究是“人”制定的，在这些制度的最深层处一定有着“人”的思想活动。通过这一思惟方式的根本转变，谷川决心重新理解国家和人民的关系②。
在谷川看来，秦汉以来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是解决隋唐国家性质问题的关键，因为这意味着类似大土地所有那样的私有隶属制受到了某种力量的牵引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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