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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另一方面，地方社会的非门阀豪族与乡里民众所建立的乡兵集团在“新贵族主义”原理指导下，力图否定门阀主义的身分秩序。他们与胡族人民结合在一起，成为东西两魏政权的支柱。在北周时期，柱国的军队主要由府兵构成，而作为府兵基干部分的正是乡兵集团，非门阀豪族借此得以和政权相结合，他们和胡族人民一道形成了新的统治集团，一道成为推动隋唐统一政权形成的原动力。
至此，我们看到，谷川在唐史研究中提出的应该如何从国家和民众的相互联系中来把握隋唐国家性质的设问，通过上述一系列研究，终于找到了答案。隋唐政权在胡族和汉族民众寻求自由平等的过程中建立，这就显示了隋唐政权的本质并不是阶级统治的单纯暴力装置，而是受到民众支持，响应人民意愿的公共性国家。 三、谷川史学的发展与核心——“豪族共同体论”①
通过探讨隋唐帝国形成的过程，谷川从政治史的角度把握到了五胡北朝时期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隋唐国家的本质，指出促成隋唐政权成立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胡汉社会的民众对于自由身分的追求，因而五胡北朝到隋唐的政治变化是顺应了社会发展潮流的。从研究方法来说，谷川批判地继承支配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唯物史观，通过研究人与人的结合形态以及人与国家相连的关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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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谷川道雄的共同体论，主要集中在前引《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以及《中国中世的探求》(日本エディタ—スク—ル出版部1987年版)这二部著作中。
正是在这一时期，谷川对自己的研究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应怎样从社会史的角度理解上述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具体来说，怀抱自由志向的胡汉两族民众所生存的社会到底是何状况?这种社会状况又是如何对隋唐帝国的建立产生影响的?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谷川从自己对乡兵集团的研究上找到了线索。作为府兵制基础的乡兵是由地方豪族将乡里民众组织起来的社会集团，那么豪族与民众在地方社会中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关系呢?
谷川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豪族并非全是大土地所有者，既便其中一部分人拥有广大的土地与众多的奴婢和佃客，其日常生活也并非对外封闭，相反却是围绕家族、宗族、乡党、官界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的线路而展开的。谷川首先从豪族与宗族、乡党的关系上进行分析。比如通过对山东贵族的研究发现，作为国家官僚的这些贵族大部分同时又以名望家的身分，以宗族的形式集居在“村”里，然后通过与其他异姓之家的交流构成了乡党社会。谷川通过大量例证指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乡村社会，豪族和宗族、乡党的关系基本上是比较融洽和谐的，通常所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反而较少见到，而最能体现这种关系的就是豪族对宗族、乡党的赈恤行为。
谷川没有对赈恤行为作一般性理解，即那只是富人对穷人的施舍，是地主阶级收买人心的手段或是搞阶级调和等，相反他从人与人的结合，从人的本性出发，认为豪族通过赈恤这样的救济行为使自己和乡里民众产生了一种割舍不断的精神纽带，增强了相互之间的连带感。谷川从四个方面为这种理解提供证据：一是他发现赈恤其实是豪族家庭经济中有计划的行为，这就说明救济他人并不是豪族一时的冲动。二是除了赈恤以外，豪族对于乡党社会的贡献还有诸如指导农事、调停纷争、烧毁契约等等，在组织民众以防外敌时，豪族的奴婢、佃客又往往成为兵士，战斗在前列。三是豪族的物质生活一般很简朴，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也经常用于上述社会活动中。四是对于豪族的上述行为，民众一般都用“轻财重义”的词语加以称赞，表明他们对豪族的支持。
经过上述研究，谷川将豪族与宗族、乡党构成的地方乡村社会称为“豪族共同体”，并认为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构造的典型特征。那么，这一理论所强调的纯属豪族主观意志的行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呢?对此，谷川作了如下详细说明。
他首先指出，东汉以来的社会状况是豪族共同体产生的历史原因。众所周知，东汉中期以后，豪族的大土地所有制经济在地方社会迅猛发展，其结果是导致大量自耕农民的没落和破产，西汉以来的传统社会秩序——“里”共同体遭到了彻底破坏，东汉王朝在此背景下瓦解。面对这一局面，另外一部分豪族主动承担起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共同体的历史使命，致力于和周围的自耕农民结成一种共存的关系。东汉中期以降所谓清流与浊流的斗争，实际上就代表了上述两种豪族的不同性质。到魏晋时期，清流派豪族取得优势，逐渐恢复了地方社会的秩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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