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谷川道雄先生的治史特点在于，批判地继承战后风靡日本学界的唯物主义史观，通过严密的实证分析，对隋唐帝国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特性、中国史分期等政治社会史问题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最终建立了强调道德人格、伦理精神的共同体论，并指出共同体特性在不断地演进与升华过程中推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谷川道雄  唯物史观  共同体  中国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中国史研究中，谷川道雄先生(1925—)堪称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谷川先生曾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大陆的史学界就中国史研究的方法与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对大陆学人来讲，谷川先生的名字非但不陌生，而且只要提及，还马上会想到他的著名理论——“豪族共同体论”。可以这么说，在大陆史学界，“豪族共同体论”似乎已经成为谷川先生的代名词。
    “豪族共同体论”确实是谷川先生提出的最为著名的理论，但是，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这一理论为什么要特别重视人的精神性?其产生背景又如何?它在整个谷川史学中处于什么位置?为了使广大中国学人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谷川史学，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对谷川史学作一次整体介绍，即除了“豪族共同体论”以外，谷川史学还包括哪些内容?谷川史学的整个体系是如何建立的?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谷川史学究竟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等等。
在论述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特点和潮流，因为谷川史学正是由此而出发的。
 
一、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①
—————————————
    ①  关于日本战后的中国史研究概况，请参看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第一编第一章《中国社会与封建制——有关学说史的探讨》(国书刊行会1976年版；马彪译中文版，中华书局2002年版)。
 
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始于明治维新时期，其形成当初，就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在继承日本“汉学”及清朝考证史学的传统之上，充分吸取西方近代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后面将要提到的内藤湖南的研究就是这一特征的集大成之作，内藤运用文化史观来揭示中国历史的研究不但对后来的日本，就是对欧美的中国史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鉴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失败以及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们开始尝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