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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标志碑——西阴遗址首次考古发掘的经过与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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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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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上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其学术意义可想而知。书中载有袁复礼先生所著的“图说”和“山西西南部地形”两篇附录。“探坑地层剖面图”和“掘后地形图”也为袁复礼先生所绘。但袁氏付出最大心血的劳动成果——“西阴遗址地形图”，却限于当时的石印制版技术不佳而未能发表，确为憾事！
西阴遗址的发掘及考古报告的面世，证明中亚及近东的彩陶都很难比得上仰韶文化，安特生（J.G.Andersson)提出彩陶文化起源于西方的说法发生了动摇，李济和袁复礼先生当初“尚不能断定彩陶的确起源于西方”的研究结论，最终被今天的许多考古发现所证实。通过对西阴遗址发掘材料的研究，李济认为：“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1930年，中国的另一位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先生，用英文发表了，他留美期间回国整理和研究西阴遗址出土陶片的成果——《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书，该书在数以万计的陶片中，统计了各类陶片在第4探方33个亚层和四大层的出土数量和百分比，并探讨了彩陶与陶片的分布规律。在类型学的基础上对其遗存的复杂性进行了分析，对于深化仰韶文化的认识起了关键性作用。
当我国考古学步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现代考古学家是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当年在西阴遗址发掘过程中所采用的“探方法”与他们首创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的：西阴村发掘“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开始的标志”，“这个方法比安特生在仰韶村采用的方法细致和精密的多”“‘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至今仍在考古发掘中普遍使用，尤其是依据土色及每次所动土的容积定分层的薄厚，的确是现代考古学中地层学的精髓”。当年，清华研究院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成功合作，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任何的让步”。西阴村的实践为中国考古学对外合作树立了一个榜样。
西阴遗址的发掘成果除了它在学术界产生的整体效应外，另一个值得世人瞩目的就是：“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李济先生后来又讲：“在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经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对于这一蚕茧标本，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都予以关注。日本学者布朗顺目曾于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湾故宫博物院提供）按图样用丝线进行过仿制复原，得知该茧长1.52、茧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
关于西阴遗址出土的蚕茧标本，已故现代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对此，笔者曾专门进行过研究，根据周边地区的有关蚕丝资料的考古发现，比如：夏县东下冯夏文化遗址中发掘的茧形窖穴；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陶蚕蛹；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仓形器”（实为操丝工具“榬”）；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蚕蛹；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炭化丝织物；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二连罐上所绘的群蚕图等。结论为：“我国的养蚕文化基本上是从黄河中下游和沿长江中下游两条干线发展起来的。虽然起始时代有所差异，但南北人民都是独立地创造了各自的养蚕文化”“如果把二十年代中期山西夏县西阴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所出土的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与七十年代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及汾水下游涑水流域的同类遗址发现的茧形窖穴和《诗经》中所反映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话，问题就会更清楚一些，这不是某种巧合。毫无疑义，这是人们长期养蚕，对蚕茧的形状功能有了足够的认识，并加以仿照运用的实际表现。它说明，早在夏代以前，晋南广大地区已经开始人工养蚕是比较可靠的，同时作为我国北方人工养蚕的最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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