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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历史话语的颠覆——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后现代历史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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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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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我们在句子、命题和言语行为中都没有找到陈述的单位，这是因为，陈述以其说是一个单位，不如说是一种功能。
第二，陈述的功能。陈述功能的实施包括陈述对象、主体、共存范围和物质性领域四个方面。它们又是和上述话语形成的四个方面即话语对象、陈述方式、概念形成和策略选择一致的。福柯喜欢提及“键盘”例子。打字机上的键盘不是陈述，但是列在教科书上的键盘就是陈述。这种转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符号体系与一个“它物”即陈述对象存在着某种关联。因为陈述的对象是一种对应空间，是由陈述本身派生出来的。“正是这个派生的对象被作为原始功能明确地限定在陈述变化线路的界限上”[2](P551)。从陈述的主体方面来看，由于陈述的主体不在语言的语义段中，所以陈述主体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句子中主语的语法成分。如“我很快乐”这个句子，它由我说出，或他人说出，或在小说中写出，其陈述主体显然是不同的。那么，陈述主体是否就是说出或写出那个表述的作者呢？我们只要想一下演员在背诵台词、小说中主人翁和小说作者，就会发现陈述主体与说出的或写出的作者，无论是在实体上还是在功能上都不相同。陈述主体实际上就是某些条件下可以由匿名的个体填补的位置，是这种可能的位置的游戏。正如命题真假由它的参照体系（或理论整体）来确定，句子的意义由语境来确定一样，陈述发挥其功能必须有一个陈述共存范围。任何一个陈述都是以其他陈述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正是各种陈述构成的陈述共存范围，使一个陈述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只有在其中的陈述游戏中才能发挥陈述的效果、功能和作用的分配。最后，陈述的物质性是指某种声音，某个表层提供的符号，在某个可感知成分中形成的，某种记忆或者在某个空间中留下的印迹。它既包括发言的实体或支撑物，也包括书写规则、使用和传播的可能性。陈述的这种物质性使陈述被重复、传播，同时成为人们操作、使用、转换、分配、重组甚至毁灭的对象。
第三，陈述的特征。针对传统历史哲学强调总体性、内在性和起源分析方法，考古学反其道而行之，提出重视陈述的稀少性、外在性和并合性的研究方法。所谓总体性就是元叙述的原则，一切文本都被归于某一个共同意义或主题之中，诸如理性、人类解放、现代性等。运用它们作为历史研究中取舍真假、有无意义的标准。借用符号语言来说，就是把所有能指归为某一个宏大的所指之中。陈述稀少性就是要拆散和分割这种总体性，把陈述描述成一个欠缺的、局部的、异质的、支离破碎的和边缘性的踪迹。思想史对历史的描述是建立在显话语和隐话语、内在和外在对立基础上的，它从已经说出的东西表层之下，寻找没有说出的具有重大价值的东西如合目的性、无意识或结构之类。外在性旨在取消内外二重划分，是一种策略选择。它不承认陈述是隐藏着的，在已经说出的表层即实际语言的明显性。对陈述的分析就是要针对某种外在性的扩散，即它们呈现在眼前，供人阅读，有可能复用，可作种种用途或转换，在它物之中而又非它物的这种特殊性。思想史研究的另一个武器就是对起源的回溯，即把对陈述描述归结于某个遥远的起源。显然这是一个连续的线性回溯过程。并合性强调的是歧路、岔口，认为当我们试图追溯那个起源时，我们所遇到的是一张地形图一样的网络，根本不可能理清一条没有分岔的线路来。以其归结于某个起源不如看作是不同支岔并合而成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福柯的历史哲学看作是地形学历史[3]。 三、考古学描述
福柯在对话语和陈述的分析的基础上，概括了考古学与传统思想史的主要区别，认为存在着四种重大差异，即：“关于新事物的确定；关于矛盾的分析；关于比较的描述；最后是关于转换的测定”[1](P176)。福柯通过这种区别完成了他对考古学的描述。
第一，关于新事物的确定。总体化是传统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主题，它建立在一套价值等级的预设基础上，即所谓新—旧事物区分，并且抑制后者张扬前者。新—旧事物区分和编年史时间先后相联系。由于历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所以编年史的“后”要新于“前”。新—旧事物区分和独创与平凡相关。天才的话语是具有独创性的，而平庸者则对前者的模仿，前者为新，后者为旧。旧事物从属于新事物。这样，表面上人们使用多种多样的能指、句子、命题、陈述，但实际上说的是同样的所指、意义、真假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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