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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历史话语的颠覆——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后现代历史观

时间:2009-7-24 13:50:24  来源:不详
即刻给予的过去实际上是由阐释性话语操作建构而成的。同时,话语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对话语分析与并不是去发掘前话语的事物。一方面,成为话语对象的事物本身是话语建构而成的;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对象都有对应的“物”,如精神病、解放、自由、民主等本身就是话语、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共同构成的。因此,“确定这些对象不参照事物的基质而是把它们同规律的整体联系起来,这个规律的整体能使人们把它们形成为某一话语的对象,从而构成它们的历史出现条件”[1](P59)。这样,以描述话语对象的有规则的形成替代了对事物的探究。福柯正是通过对对象形成的考察拆解了传统所认为的话语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对历史哲学中的实在论是一付消解剂。
  同时,福柯也反对解释学把客观性引向所谓深层结构的观念,否认存在显话语和隐话语的二元划分。福柯确实认为传统历史观中的客观性是一个幻觉,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他否认了真实的历史。正如他确实反对历史,但他否定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传统历史哲学的历史一样,他反对的是传统历史哲学对客观性的理解(注:当记者提到萨特所说的“对历史的否定”时,福柯答道:“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指责我。对哲学家来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神话。……存在着哲学家的历史学。哲学家的历史学是一个大而广的连续性空间,个体的自由和经济或社会制约在这里相互交错。当人们触及这些重大主题中的某些主题时,如连续性、人类自由的实际应用、个体自由与社会制约的连接;当人们触及这三个神话中的任何一个时,那些无畏的人们便会立即呼叫:这是强奸历史或谋杀历史。事实上,那些与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同样重要的人们,那些英国历史学家,早就结束了历史的这种神话。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操作历史以及历史的哲学神话。人们指控我扼杀了这种哲学神话,不错,如果我能消灭它,我将非常高兴。我想要消灭的正是它: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人们不能扼杀历史,但能扼杀哲学家的历史,这也是我一定要消灭的东西。”[7](P196-197))。实际上,“人类不过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我们除了历史以外一无所有”[5]。而我们自己永远只能从现有的知识型来认识历史,而知识型本身也是历史的,它没有本质,没有永恒性,也没有内在的统一性,所以我们对历史的观看不可能是客观的和一劳永逸的。所谓历史的真实性决不是客观历史本来面目,只是“一些‘真实性的游戏’,或者说,一些真实的程序,真实性与建立它的程序不能分离”[6](P575);“实践、过程和方法构成真实的程序,构成‘一部真实性的历史’”[6](P576)。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性只能与产生它的程序相联系才能理解,不存在超越这种程序的真实性。进一步地说,我们不能一般地谈论历史客观性问题,不存在跨知识型的客观性,只能在特定的知识型或认识阈中谈论它才有意义;同时,客观性不仅是话语实践内部的一个事件,它还与权力机制这样的非话语实践相联系。就是在这样的范围内谈论历史客观性,也并不是为了重建那个过去,其“目的是为了向当代权力和知识体系挑战”[4](P328)。在他看来,重建遥远的过去是毫无意义的,当我把话语退回到“一个无限遥远的起点,一个从未出现在任何一部历史中的起点;而这个起点本身就可能是自己的一个空无”[1](P29)。
  《知识考古学》深化了他的《词与物》中有关消解历史主体思想,把历史主体看作是一个变项,或者说是一个陈述变项的整体派生出来的功能,可以缺席、隐藏、自我委派或者自我分割。“《知识考古学》正是针对这种功能——主体展开分析,如,指出主体是一种依据类型和陈述的界限而不断变化的位置或地位,而‘作者’本身在某种情况下也只是这些可能的地位中的一个。甚至,一个相同的陈述可能有许多的地位。”[2](P568)他自己把陈述主体归为“一个确定的和空白的位置。它实际上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填充”[1](P119),也就是说,主体只是话语的功能或建构材料以及可能的位置的游戏而已。
  福柯对思想史一直津津乐道的历史线性变化发展模式进行无情的攻讦,认为西方主流传统中的理性、进步观念与疯癫、犯罪一样是特定社会话语和非话语实践建构的,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意义,历史是知识—权力体系的转换,它又会在一定条件下打破它,重建另一个知识—权力体系。我们不能抽象地说这种转换是否存在着由低向高的进步。传统思想观念,与其说是建立在一个自诩理性的基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历史想象力诸如河流的流动、生物生长的隐喻上。福柯考古学方法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打破人们“把历史看成重复不间断的观点和对社会生活的黄金时代的怀恋”[7](P246)的迷梦,要把现代思想史从对令人憎恨的、线性连续性的超验的屈从中解放出来,在不断变化的间断性中去分析历史,更多地谈论断裂、缺陷、缺口,目的是为了“分解由历史学家的不厌其烦编织起来的所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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