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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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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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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部分学者对此基本上持全盘否定态度，即仅将中国近代海关视为近代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而部分学者则认为海关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对中国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⑥］针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陈诗启教授认为，近代海关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全球建立大英帝国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是作为资本主义因素出现在中国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带进了资本主义的新事物；另一方面，也是主导方面，它是作为维护，发展列强经济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据此，陈教授既反对把整个海关工作笼统地看作消极的，也反对过高评估海关引进资本主义新事物的积极作用。因为这些新事物"其终极只是加强了海关的力量，扩大了海关的权力，从而支持了外籍税务司制度的长期存在，维护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的利益"［⑦］。这是中肯之论。
当然，中国近代海关在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的操纵下，其活动范围极广，涉及近代中国的许多领域，对于其作用与影响的科学结论，有赖于对这些活动的具体入微的个案考察。如对清末海关兼管常关的考察，对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考察，［⑧］就是有益的初步尝试。这些个案研究的成果，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海关作用与影响的认识。
（二）海关人物研究。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一职长达半个世纪的英人赫德，一直是海关人物研究的热点，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人物。汪敬虞先生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书，可谓这方面的上乘之作。汪书把赫德的活动放到近代中西关系的广阔背景上，对赫德从精心营造海关这一活动大本营到利用海关广泛介入近代中国的内政外交的历史过程，作了详尽剖析。从而指出，赫德的一切活动，完全是为了满足和维护侵华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在华利益。［⑨］
邱克在对赫德的评价上持不同观点。他认为，赫德引进西方先进事物的活动在客观效果上是有利于中国的进步的。他以赫德利用海关开拓清政府外交为例，认为赫德"影响和诱导了清政府对传统封建外交进行改革，促成了西方近代外交的某些思想和制度在中国的移植，也增进了清政府官员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他的努力下，中国近代外交制度所包含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这应当说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⑩］
问题集中到这样一个焦点上：如何评估赫德在华活动的客观效果？对此，陈诗启教授有完全不同的结论，他指出"总税务司业余外交活动的结果，牺牲了中国的权益，稳定了英国在华地位，维护了满族对汉语的统治，扩大了总税务司的权力。至于中国的外交地位，不但没有改善，甚至是大大低落了。中国的半殖民地位更加深化了"。［①①］显然，对赫德的评价涉及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并且必须与对中国近代海关的作用与影响问题联系起来考察。
除赫德之外，对李泰国，安格联、金登干、贺璧理，德璀琳等海关重要人物，学界均有专文论及。［①②］另有部分学者则注意到一些与海关关系密切的中国官员，如曾任税务处主管大臣的唐绍仪和力主收回关税自主权的顾维钧，［①③］这些研究给海关人物研究增添许多新的内容和色彩，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专论从海关洋员群体的角度来开拓这一研究，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三）海关专门史研究。中国近代海关是一个业务非常庞杂的机构。它以征税部门和海务部门为核心，兼办外债、内债、邮政、教育等，还大量从事业余外交活动。因而近代海关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外贸史、内贸史、财政史、金融史、港务史、邮政史、教育史、外交史等各领域，从而形成特有的海关专门史的研究。１０余年来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在海关与关税制度方面，有叶松年的《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专著。该书对近代中国关税制度演化作了全面、详尽的论述。其中第四章有关１８５８～１９０２年海关税则的局部修订，第七章有关１９１８年海关税则的第三次全面修订，以及第十一章有关１９４８年的关贸总协定谈判与国定税则的修订等，都是过去学界极少、甚或未曾涉及的内容。除该书外，学界对租借地海关等特殊关税制度，对保税关栈等均作了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①④］
在海关与财政方面，有一批论著集中探讨了海关总税务司利用关税担保内外债介入甚至控制近代中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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