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的趋势看，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并没有背离世界各国的共同客观规律，它巳在中国封建经济内部：孕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然而它又毕竟不同于西欧、日本等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即沿着萌芽——夭折一一继承与发展这一条独特的道路向前发展。

为了说明明清时代社会经济不能迅速成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经常发生夭折与中断的现象，他除了从中国封建经济的内部结构以及上层建筑等方面进行考察以外，还把观察的视野，投向社会发展的整个构架上去考察，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发展存在着种种的不平衡现象，其中有地主发展的不平衡，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不平衡，社会消费与积累的不平衡等等，影响了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破坏了商品生产的顺利开展，再加上明清时代稳定与战乱的不平衡，使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形成了“倾斜型的社会经济形态”[②]。这是他对明清社会经济的新概括。

他高度重视社会意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指出当时在地主阶级或农民阶级中都滋生有一种反对集中、呼均普遍发展的思想。由于封建经济是建立在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基础上，中国封建政府对工农业生产历来实行分散的方针，缺乏地域分工及专业化生产的观念。市场流通领域也是如此，分散于全国各地的星罗棋布的市集，多由地方官吏和士绅所操纵，其目的只在于解决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间的矛盾。这种经济的分散主义，对于社会大生产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在《变迁论》中，体现了傅衣凌教授晚年多层面考察明清社会经济的倾向。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来不及深入展开。他在增写的《余论》中，提出了一些值得进—步探讨的问题，留给了后人有益的启示。

三

傅衣凌教授晚年，在修订《论纲)和《变迁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作了总体的反思。这个问题，是他一生研究的中心课题，发表过许多值得注意的独特见解。他把历年研究的心得，归根溯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多元结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③]这篇临终前所写的大作中，他指出：中国多元的社会结构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形成，“奴隶制因素、地主制因素、自耕农经济成份和其它多种经济因素长期并存”，“各种经济成分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协调多种并存的经济因素和阶级矛盾而产生的官僚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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