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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衣凌对明清商业与商业资本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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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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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市场。一般人总认为山区经济是封闭性的，傅衣凌教授却独具慧眼。他研究了闽赣山区、江浙山区、湖南山区、巴蜀山区、川湖陕山区、豫皖山区等等山区经济，看到了山区虽然有封闭性的一面，却又存在商品性生产的开放性的一面。他说：“一般的说……山区较为落后的。……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封建社会的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经济作物种植的普遍，这些山货，如茶、柏油、桐油、漆、棕、靛、纸、木材、果品等等……大部分作为手工业原料，或系地主阶级的奢侈品，而不是农民自己生活上的必需品，绝大多数要通过市场而出卖的，因此，某些山区生产曾出现有商品性较大的建宁、永定、连城，江西的金溪、南城、瑞金、雩都、吉安等都有不少的商人，他们都在闽赣山区之中。……唯是中国有些山区经济，其商品性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亦系事实。”[⑩]
第六，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引起了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变化。如“工商皆本”主张的出现，农民平均主义斗争的提出，李贽、汤显祖等叛逆和异端思想的出现，反禁欲，崇奢侈等等。
第七，商业资本已介人生产，出现资本主义萌芽。1946年，他撰写《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一文，[11]就是论述川陕湖三省边区的山区手工业生产因商品经济的驱动，已发展至接近工场手工业的阶段。这是第一篇论述清代工场手工业的专文。此后，傅衣凌教授以毕生精力探讨了商业介入纺织、矿冶、制瓷、榨油、航运和农业的情况，成为史学界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性论著。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当前人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兴趣正在减弱。但是，不论对傅衣凌教授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成果持何种态度，傅衣凌教授对明清商业和商业资本的论述至今依然有其学术价值。他勾勒出的明清时期专业商人的出现，专业市场的形成，山区卷人商品的流通，白银成为主要的通货，商业发展导致思想观念的变化等一系列社会变迁的图景，我以为，他实际上描绘了发生在16—17世纪中国的一场“商业革命”，尽管傅先生当时没有使用这一概念。商业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前提。西方学者曾经指出，任何单方面的变革或孤立的发明都不会造成工业革命，变革的社会条件是通过几百年的商业资本主义才形成的。[12]至于商业革命和产业革命之间是否存在鸿沟，在商业革命发生之时是否存在产业革命的萌芽，换言之，即对傅衣凌教授的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傅衣凌教授“总之，自明中叶始，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变”的论断却是至理名言。[13]
对于明清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历史局限性，傅衣凌教授也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说：“中国商人的致富，是靠着巧取豪夺，而不是从正当的商品交换流通过程中取得利润，他们不是等价的交换，而是采取超经济的封建剥削，这样，就使得中国商人的活动与封建的榨取方式极为接近；使得中国商人不可能纯粹的从商品的流通过程中获得利润，而是和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甚至与官僚互相勾结，邀取官职，富通王侯。”[14] 这里，傅衣凌教授把明清商业资本的历史局限性概括为三点：(1)和土地资本相结合。他说：“中国很早便出现土地买卖，这本是好事情，但由于其他条件不具备，手工业生产的条件不具备，土地过早地买卖反妨碍着工商业的发展。这使商业资本有其他出路，而不必急于冲破封建束缚，它可以把过剩的资本用来购买土地。”[15]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中国商业资本惯于走“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思路。(2)与高利贷资本相结合。他曾以江西商人资本为例说：“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相结合，在明代江西商人资本里是很突出的。”[16](3)与官僚相结合。他说：“在封建社会里，土地的占有是意味着特权的赋予，中国商人虽拥有巨大的财富，但在法律上是没有地位的。”[17]因此一方面，商人欲提高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与封建官僚相勾结。他说：“盖因中国的商业资本于其育成的母体中，常依靠官僚的帮助。”[18]另一方面，封建官僚也由于商业有利可图，纷纷投资工商业，操纵工商业，造成了“城市主要商业大权，是操在大官僚的手中，如盐、铁、当、行商等，都是官商”，[19]因而形成“官与绅，绅与商历来是互通的局面”。[20]明清商业与商业资本还有另一个鲜明特征，即和乡族势力相结合。这也应当视为明清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另一局限性。我们知道，傅衣凌教授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并非就经济而论经济，而是十分注意政权、族权对社会经济所发生的影响。关于乡族势力的作用，他说：“中国有句老话‘天高皇帝远’，即中央专制主义的势力尚不能深人各地民间的反映。因而中国地主阶级便积极扶植、利用这乡族势力，用以干涉人民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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