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主要依据满铁资料中关于河北、山东西北部平原的33个自然村的资料，对乡村土地经营模式做了量性统计。认为，近代华北乡村中经营式农场很明显是伴随农业商品化和农村社会两极分化而兴起的。这一演变过程可以追溯到清代前期，但它的急剧发展却在近代。此外，华北乡村商品化的动力，主要有二：一是人口的增长。种植棉花所需劳动力倍于高粱，而人口的增长，推动了农业通过商品化而集约化。二是伴随农业商品化而出现的社会分化。那么，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的这种变化意义如何？黄宗智十分审慎地比较了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的同异，借以考察了生产关系与人口两个因素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从而得出结论说，“近数百年华北农村的主要变化，与其说是经营式农场的兴起，不如说是贫农经济的形成；与其说是小农的无产阶级化，不如说小农的半无产化。……经营式农场的历史意义，不是证明了资本主义，而主要是犹如一个窗户，让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一些特点。”“它的特点是社会的部分分化和农业的内卷化（即involution, 在后来的著作中又将此译为“过密化”）（参见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5页）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所采用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与《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相同，它的基本研究结论是：一，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经济属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类型。二，中国农村的商品化进程是“过密型商品化”（involutionary commercialization)，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总产量的增长的商品化。三，伴随着国际资本主义而来的加速商品化没有带来质的变化，而只是小农经济的进一步过密化。四，过密化甚至在集体化与农业的部分现代化之下持续。五，在80年代的改革中，具有长期意义的农村变化是随着农村经济多样化而来的农业生产的反过密化，而不是广泛设想的市场化农业生产。（参见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2—78页）
从文化资源角度来分析近代乡村权力结构演变的西方人的著作有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它的中心论点是“国家在衰退”。它的资料来源也主要是满铁调查资料，它依据资料所及的华北平原6个乡村的数据分析，认为传统农村豪绅已经衰败，而新的豪绅却无法使自己习俗化，这种状态反过来削弱了国家。杜赞奇从文化与权力的联系上，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或多或少愿意地服从显然并非从其自身利益考虑的命令，他认为“关系与组织”是相互联系的，其“准则和象征就是宗教信仰、情感交流、家族结合和类似的思想感情”，这个文化上的联系不过展示了一个把农民、土豪和国家联系起来的基本舆论。然而，没有料到“国家大厦”却直接损坏这个文化联系和削弱华北土豪。但杜赞奇虽然阐述了这一主题，却没有完全考察清楚华北的家族关系结构、实用的农村宗教组织类型、庇护人的作用和影响等。不过，这一探讨对于了解20世纪初的乡村民众文化及政权结构无疑是重要的。
与美国学者关注宏观理论架构和观点创新有所不同，日本学者对于中国近代乡村史的研究则在具体问题上显得更深入一些。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学术界对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农田管理的性质和市场结构、民间信仰的特征、乡村理论等，当做重大课题加以研究。小林一美的《近代华北的土地经营与商业运行的特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6辑）论文，即是在调查华北乡村、市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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