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特别关注近代乡绅与乡村社会经济的研究。山田贤的《清代的地域社会和移民宗族》，通过对《云阳涂氏族谱》、《云阳县志》等史料的研究，论述乾隆年间从湖北移居四川云阳的涂氏通过历代的通婚关系，将当地宗族连为一体，到清末民初终于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局绅”、大地主——米商的过程。相关主题的研究还有上田信的《中国的地域社会和宗族》、臼井佐知子的《太平天国时期苏州绅士和地方政治》、夏井春喜的《清末、民国时期苏州的纳税情况》、金胜一的《1914—1926年军阀统治时期湖南农村社会经济地域史的研究》等（参见江夏由树：《1989年日本中国近代史研究概述》，《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辑）。

在近代乡村权力结构方面的研究有西川喜久子的《顺德团练总局成立始末》（《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3辑）、前田胜太郎的《在辛亥革命前夜的广东的民众斗争》（《历史学研究》422，1975）等。这些研究侧重于对乡绅、宗族势力如何在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系统和政治权力结合为一体，从而形成一个强有力地方权力系统。他们认为，地方公产是乡绅—宗族权力结构的经济基础，而功名身分是地方权力的基本条件，宗族则是地方权力的组织资源。一些地方的权力组织是宗族的联合体，但同族联合只是一个空洞的框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有宗族归属的乡绅一只脚站在本宗族组织这一边，而另一只脚却在其外面。就是说，他们进一步与来自不同宗族的乡绅相互联合，从而加强了阶级、阶层力量的集中。（《顺德团练总局成立始末》，《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3辑）

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曾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会党起义、国民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在这个激烈动荡的时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就特别引人注目。日本学者从分析农民斗争入手，对此地的社会结构进行了研究。日本学者高度重视乡村社会中社学的组织机制，井上徹《日本史学界有关清末民初广东地区农民斗争与乡村社会研究的再探讨》一文，认为它是由乡绅、耆老组织的同族联合体。一般乡民在日常生活中必须依赖这种同族结构，它可以作为保障农民及佃户进行再生产的缓和阶级矛盾的装置来加以理解。即使农民在发生叛乱这一特殊的场合下接受会党的领导进行“反体制”斗争，但乡绅通过宗族、社学统治农民的乡村社会结构本身却一直存在着。即使在民国初期的农民运动中，广东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没能废除旧有的“乡村支配体系”，“实现乡村政权的民主化”。乡绅及辈出乡绅的有力宗族由于控制了乡村社会的再生产结构（代表“民众利益”）在乡村社会确保了支配地位。而且，这一结构到民国年间一直存在，似不应该视为前近代社会的遗制。

国外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的成果当不仅限于此，只是由于资料和眼界的限制，我们只能就“材”择述，但这已大体能够展示其基本的研究走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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