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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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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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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是史学工作者对社会的冷漠。我们有些人总觉得人家不重视自己，感到好像很无奈，所以有时不是用积极、进取的态度来从事史学研究。也有些人满足于写些论著在很小的圈子里面自我欣赏，就是所谓在象牙塔里面做学问，而不能跟火热的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结起来。因此，史学的劳动成果很难转化成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因素。这是我们史学应该自省、改进的地方。
三、史学的前景
最后谈谈对史学前景的看法。我不认为现在史学是一片黑暗，能正确、积极认识和探索史学者，大有人在。特别是许多年轻的学者，包括在读的学生，能够充分认识到史学的价值，愿意选择史学作为自己终生的追求，而不是作为谋生手段，十分令人欣慰。
那么，中国的史学究竟应该怎样发展?这是我们应该冷静思考的。现在不断有人在探索新史学。关于新史学，关于史学革命，或者叫做史学革新，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而且确实有很多很好的意见。但是有一条，可能我的意见保守一点，我认为史学的根本、史学的基础是实证。这就是说要从史料工作开始，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订，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史学就是研究历史，历史必定有它的客观存在，这个存在的载体一种是文献，一种是实物。当然，文献可能有作者这样那样的主观因素，不能做到绝对的客观，但如果脱离了这些文献——地下的和地面的实物，你怎么从事历史研究?
现在有的人把口述历史捧得很高。不重视口述历史是不对的，但是将其功能无限夸大甚至于超过文献，我看也未必正确。不要说研究别人的历史，研究前人的历史，就是研究自己的历史，你自己的回忆也不完全可靠。季羡林老先生就曾闹了个大笑话，他回忆北京快解放的时候胡适在大会上讲过什么话，其实那时胡适根本就不在北京。后来他承认是记错了。
所以，历史确实是不容易讲清楚的，但是如果太容易说得清楚，又何必要这么多人来研究它。不过，我认为总还有个比较客观的事实。
我曾经在中国地质大学做报告时，对该校的同学说我们是同行。他们很奇怪，学历史的怎么和学地质的是同行呢?我说，你们不是到处去勘探吗?我也到处去勘探。你们勘探地质，我去勘探史料。你们取样要保存原来的地层结构。我们择取史料也不能离开原来的文本，这与矿石取样不能忽视原有地层结构具有异曲同工之理。史料在它存在的原始文本里面处于什么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把前后左右都弄清楚。可惜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以为在计算机里一检索，把有关的资料调出来，拼接起来便成文章。这是最害人的。总之，版本、目录、校勘、考据都很重要。
实证不是史学最后的工作，但颇为重要，这一点大家千万不可轻视。不要过分地听从一些现在新奇的理论，这些东西可以做某种借鉴，也可以弥补过去某些传统史学理论的不足，但切不可忘记史学的根本。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说得好，“历史是史学的暴君。”就是说，你不能讲历史上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如果根本没有存在过，怎么可以胡诌!现在的麻烦可大了，常常是虚构历史。如果通过切实的史实整理、考证，然后寻求一种合理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最起码的工作，最前期的工作，是史料的分析，否则便离开了史学的根本。
治史是很困难的，是比较艰苦的一个行业，不像读文学读其他专业那样很快就可以出成果。史学相对来说工作量要大些，这是我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上经常讲的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史学出现很多伟大的成果，是很困难的。
我主张中西融通，中外融通。我们不要盲目地迷信西方，但也不要过分地贬低西方。西方史学有它固有的长处。我们很长时期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同时也受意识形态的干预，思想不够解放，因为实际上像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以后才有所进步的。过去，我们有很多条条框框(拿中国近现代史来讲)。但是，现在如果反过来认为西方来的理论，西方的学术范型、方法．都是天经地义的，那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毛主席著作中也有很多精辟的思想与方法论，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是很深刻的理论，是很多现在二流、三流的西方史学家根本表达不出来的，而却被我们现在有些学者忽视了。某些追求时髦的人，好像只有把某些西方人的话语套而用之，才显示出自己有学问。我一贯认为，不管你是用中国传统的或是用西方新的好的理论、方法、范型，但都千万不要迷失自我、忘掉自身。我就说我的，不要单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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