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胡如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水平的提高，这是就其内因而言的。胡如雷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把自己运用理论研究历史的经历分作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把经典著作中的每一篇论著、每一个结论都看成是讲普遍规律的，认为其中的每一个论断、每句话都可以在文章中加以引用”[4](p35)，从而犯了幼稚的教条主义错误和移植结论的错误。这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第二个阶段是“把注意点转移到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方面来”，“在思想上开了窍”，“感到茅塞顿开”，“于是在学习理论和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4](p37)。

    从上述胡如雷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在第二个阶段学习理论的方法及运用理论的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使他能够主动纠正自己，与时俱进。

其二是客观环境、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就其外因而言的。胡如雷在《再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一文中指出：“以我之见，不但古人有历史局限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人物有历史局限性，任何时代的人也都有局限性，概莫能外。”“即令我们今天的人，也还会由于历史环境的制约而存在局限性。到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完全消灭以后，回顾我们今天史学家的论著时，同样还会发现既有贡献，也存在不足的地方和片面之处。这并不是对每一代人、每一个人进行‘苛求’，而是无情的客观事实。比前人有创新，比后人有不足，最幸运的人物也只能处于这样的历史地位。”[2](p198)

这段话对于胡如雷自己而言，也是完全适用的。从建国后不久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盛行一时，“唯成分论”、教条主义泛滥成灾，陈寅恪运用地缘、血缘、种族文化等观点研究历史的方法被当成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而大肆批判；胡如雷在这种特定环境下研究历史，不可能不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改革开放之后，思想禁锢被祛除了，陈寅恪的历史地位恢复了，西方各种新思想也纷纷传入，在这种气氛下，胡如雷重新审视过去的观点，重新深入研究隋唐政治史，自然会有新的体会和认识。

    总之，胡如雷的变化既是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的结果，也是他思想解放，多方吸纳新思想、新方法的结果。作为一位知名的史学家，能主动解剖自己，纠正自己，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格，也是胡如雷留给我们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当前，我们应该继承胡如雷通过分析阶级、阶层或社会基础来研究政治事件的方法，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合作和斗争，应该对各阶级、阶层、集团进行更科学的界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阶级与阶层分析的方法运用得更好，以更准确地揭示出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的历史真相。这也是胡如雷对我们的殷切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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