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如雷否定了武则天的阶层代表问题，反映了他对唐代社会中阶级与阶层问题的深入思考。同样的思考也反映在他对宦官集团的认识上，他在《唐代的宦官是商贾阶层在政治上的代表者吗?》中指出，宦官所统领的神策军中有很多人出自商贾，宦官也接受商贾的贿赂。但宦官集团也侵犯商贾的利益，如利用“宫市”来抢夺商人财物，在北军置狱“罗织城内富人”，以没其家产，等等。因此，不能把宦官集团看成是商贾阶层在政治上的代表[2](p368)。

由以上两例可以看出，后期的胡如雷，对于某某人或某某势力是某某阶级或阶层的代表的说法，持有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十分正确的。

二、关于地主阶级内部的层次划分问题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胡如雷同当时大多数史学工作者一样，是将地主阶级划分为大地主(士族)与中小地主(庶族)两大阶层的，并以此来说明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及所发生的政治事件。比如胡如雷自己就将“武周革命”说成是以武则天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集团(庶族地主)对大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士族地主)的政治斗争。

“文化大革命”之后，胡如雷在研究牛李党争问题时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为什么牛、李两党对藩帅的自擅和叛乱采取水火不相容的态度呢?这完全取决于他们代表的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各个阶层间利益的冲突。根据唐代后期的具体社会状况，把地主阶级仅仅划分为大地主阶层与中小地主阶层是不妥当的，应当划分为如下三个阶层：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中小地主阶层。”[2](p355)即将原来的大地主阶层又进一步划分为“公卿显官集团”和“地方豪强大地主”等两个阶层，并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政治代表、牛党是地方豪强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在具体解释牛李党争时，胡如雷认为：“中央的公卿显官集团尽管企图摧抑藩帅，却深感自己势单力薄，难以独力为功。全国各地的中小地主虽然对节度使、豪强大地主深恶痛绝，但也感到力不从心，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公卿显官集团就和中小地主阶层在反藩镇的基础上结成了政治联盟。李德裕所‘奖拔’的‘孤寒’，大概就是这种出身于中小地主的士人。在中国历史上，主张打击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常常到中小地主阶层去寻找力量，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唐代后期的情况也不例外。”[2](p337)这种观点是对学界长期存在的“李党代表门阀士族、牛党代表庶族地主”的传统看法的有力挑战，颇具启发意义。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