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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法侵台与近代的台湾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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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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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了争夺亚洲殖民地的浪潮，中国边疆危机四伏而海疆尤甚，东南沿海的三大属国朝鲜、越南、琉球几乎同时告警。同治十年(1871)四月，在俄国出兵西北伊犁前夕，美国军舰侵扰朝鲜大同江，陷广城镇；十一年(1872)八月，日本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迈出了吞并琉球的第一步；十二年(1873)十月，法国将领安邺率兵攻占越南河内、海阳等地；翌年，法国迫其订立《法越西贡条约》，将原为清朝属国的越南改为法国保护。在这股分割东亚领土的恶潮中，刚刚起步维新的日本便开始窃伺西邻，其咄咄逼人之势更胜过法、美各国。
先是，同治九年(1870)日本西来叩关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即已察觉日人，“一仿西洋所为，志不在小”，且近在肘腋，将“永为中土之患”。呼吁清廷“皇然变计”，以固根本。但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日本借台湾土著民杀害琉球难民事件，大举进攻台湾时，切肤之痛，清廷才真正意识到海疆危机的严重性和台防薄弱的危险性。
同年五月，清廷急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调兵遣将，往返交涉。但日人以“生番不隶中国版图”为由，哓哓置辩，悍不旋师。最后，在英、美各国的调停下，清廷同意赔付日本“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款，及留用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银共50万两，方了此案。此事朝野震动，对清廷的刺激也不亚于英法联军之役。中日《北京专条》初订，清总理衙门即上奏“拟筹海防应办事宜”，大声疾呼：“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而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为此，清廷明谕：“该王大臣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均系紧要机宜。”命李鸿章等沿海滨江大吏详细筹议，不得以空言塞责。立时，朝廷内外掀起了如何开展海防建设的大讨论。同时，清廷命台湾沈葆桢等人，“力图自强之策，以期未雨绸缪，庶几有备无惠”。而沈葆桢则积极筹划，“非为台湾一战计，实为海疆全局计”。自此，台防与海防便完全结为一体，欲固海防，必保台湾，欲固台湾则必须变更旧制。随着海防建设的逐步展开，清廷冶台政策亦随之发生历史性的巨变。
加强海防与改变治台政策
自同治十三年九月始，历时半年之久的国防重点建设大讨论，最终虽以“海塞防并重”为结束，但重塞防乃历代之传统，重海防则是清代国防战略的大转移。光绪元年(1875)四月，清廷密谕李鸿章等人，“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惟事属创造，必须通盘筹画，计出万全，方能有利无害。”同时，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在创办近代海防的同时，清廷治台政策亦随之大变。
第一，弛开旧禁，析疆增吏。同年一月，清政府首先采纳沈葆桢等人建议，诏除内地人民渡台入山耕垦例禁，继则积极调整和扩大台湾建置，于琅峤地方筑城没官，增设恒春县；其后，定福建巡抚分驻之制，“冬春驻台，夏秋驻省(指福州)”；接着，又以北部辟地日广，政令难周，添设台北府，改淡水厅为新竹县，噶玛兰厅为宜兰县，另于艋胛(今台北市)设淡水县，鸡笼改名基隆，设通判。同时又因内山目辟，民番交涉渐多，南路理番同矢口移驻卑南(台东)，北路同知改为中路，移驻水沙连，各加抚民，以理番政。于是台湾建置大为改观，二府八县四厅的行政设施及于台湾全境，为台湾的全面开发奠定了行政框架。
第二，开山抚番，移民屯垦。为根绝列强觊觎之心、，“俾番众悉为我用，籍可自固藩篱”，沈葆桢赴台后，便巳分兵设防，开山抚番，但大规模开山抚番活动，则在日本撤军以后。一年之间，清军分兵三路，历尽干辛万苦，终于开通横断中央山脉的道路。其间开山，不仅砍森木、焚草菜，而且还要屯兵卫、通水道、定壤则、招垦户、给牛种、立村堡、设隘碉、致工商、设官吏、建城郭、置邮驿、建廨署等；而抚番则包括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语言、禁仇杀、教耕稼、修道途、给茶盐、易冠服、设番学、变风俗等。加上地形荒险[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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