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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法侵台与近代的台湾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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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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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瘴疬袭人，生番时出狙击，故艰难危险，繁重异常，但清廷为防止外国侵越，保台湾，固海防，牺牲耗费均在所不惜(三路共计开山859里，耗银20万两，死亡官兵达2000余人)。道路开通后，清廷复设招垦局，鼓励移民，分台东为三路，进行太规模开发，与前期的禁渡政策，不啻霄壤。
第三，加强台防，倡办洋务企业。为保卫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在受命渡台之际。即与福卅将军、闽浙总督等联衔上奏，提出“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的保台四策。抵台后，沈氏一方面奏派专人前往欧洲各国采办铁甲船、水雷、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一方面在澎湖添募新勇，在台南选练洋枪队。同时，改变旧式火炮“利不足以及远，力不足以洞坚”的状况，仿照西法在澎湖、安平(今台南)、旗后等处积极修建新式炮台，以加强台湾的防卫力量。在创办洋务企业方面，清廷一反过去对台消极的抑制政策，积极支持沈葆帧等人，开采煤、铁、硫磺等矿产，“俾地无弃利，有资实济”，并铺设厦门至台湾的海底电线。
第四，清除积弊，整顿吏治营规。同冶十三年，钦差大臣沈葆桢首先提出：“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在整顿吏治方面，继沈氏之后，福建巡抚王凯泰、吴赞诚等人均有所作为，但最突出的则是巡抚丁日昌。丁以“振刷一分精神，即以挽回一分风气”的精神，不避艰苦嫌怨，明查暗访，严厉惩治在台的各种贪官污吏。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上至总兵、知府，下至汛弁、委员，被其参劾惩处的不下20人。同时丁日昌等人又奏请清廷破格任用，“为地择人”，“为事择人”，使台湾吏治为之一新。在营制方面，清廷虽不同意撤废班兵制度，但为扫除班兵积弊，提高战斗力，亦允许成台班兵重新整编，易地调防，仿淮军、楚军营制，以500人为一营，将戍台官兵分为三大支，认真训练，扼要驻扎。
海军衙门的建立与台湾建省
在清廷重视海防，努力经营台湾的同时，中国东南海疆的形势愈益紧张。光绪元年(1875)九，月，日本军舰炮轰朝鲜江华岛；第二年，日本胁迫朝鲜订立朝日《江华条约》，将侵略势力伸入朝鲜；同年，西班牙借口“索威拉纳”事件，扬言调派大批水师战舰进攻台湾，一时风声鹤唳，沿海戒严；光绪五年(1879)三月，日本悍然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最终实现了吞并琉球国的野心；与此同时，法国决意侵吞全越，战火烧向中国的西南边疆。为保藩固边，中法战争终于爆发。光绪十年(1884)四月，法国海军绕过海南岛首先进攻台湾，企图占领基隆，结果遭到清军的顽强抵抗。福建马尾海战后，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亲率兵舰再次进犯台湾，陷基隆，攻淡水，然后封锁台湾海峡。台湾受困，牵动全局，清廷焦灼万状，“内外臣工，无不以台湾无备为恨。”因此，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凉山大捷后，鉴于东南海疆形势险恶，清廷同意李鸿章“宁失落服，毋损郡县”的主张，决定“乘胜即收”，签署了《中法停战条约》。
中法战争的教训，再一次深深地刺激了清政府，战争甫定，清廷即诏谕李鸿章、左宗棠等督抚大臣各抒己见，筹议海防。于是，又一次掀起了如何加强海防的大讨论。各地督抚纷纷奏陈，意见集中于练兵、筹饷、用人、制器等诸大端。其中尤以精练海军、集中统驭为第一要务，其次是台湾建置问题。同年六月十八日，大学士左宗棠在病逝前上奏日：“第思目今之事势，以海防为要图，而闽省之筹防，以台湾为重地。”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甚非浅鲜。其中如讲求军实，整顿吏治，培养风气，疏浚利源，在在均关紧要，非有重臣以专驻之，则办理必有棘手之处。据臣愚见，惟有如袁保恒所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澎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庶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于是，慈禧太后采纳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意见，决定设立海军衙门，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并诏谕：“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Ⅲ驻扎。”如此，清廷再一次将经营台湾和整个东南海防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即欲保中土，必固海防，欲固海防，必保台湾。
中法战后，台湾百业待兴，清廷在财力匮乏，内外交困之中，一面在人力、物力和政策上支持台湾的近代化建设，一面在经济上帮助台湾建省，命闽省每年协饷白银44万两，五海关协饷白银36万两，总计白银80万两，以五年为限，初步解决了台湾建省的燃眉之急。使台湾在行政上虽然脱离了福建省，但与大陆尤其是闽省的联系却更加密切，以致“闽省有指臂之助，台湾无孤立之忧”。光绪十三年(1887)，台湾正式建省，下辖三府、一直隶州、三厅、十一县，南北中布局合理，安排适当，形成以省会为中枢的全台开发经营的整体结构，一改过去闽台合制的种种弊端。首任巡抚刘铭传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一隅为全国之范”为宗旨，以设防、练兵、抚番、清赋为要务，大胆引进西方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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