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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清东南沿海海洋经济模式的演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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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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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海上武装集团就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
海商集团的形成多随倭乱而起，而明代中晚期的所谓倭乱多为闽浙沿海商民所致，政府在这种时候更是施行严厉的海禁，且把海商置于政府的对立面。这种给予海商的定位使得海商被逼到官府的对立面上，所以，海商的"亦商亦盗"的特征便显示出来。如福建沿海出现的海商集团就不少，如杨六、杨七、钟斌、刘香等，但发展最为壮大的应属郑艺龙海商集团，该集团也最典型地体现了海商是如何利用集团力量去适应当时的海洋环境的。要发展大规模的海贸活动，在当时的环境下，组成集团是一个较为冒险却又最能形成自卫能力的方式，集团力量发展得好，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官府，使官府束手无策，从而大大方方地行商。当时还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竞争，郑氏集团也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正是因为有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郑氏集团才得以吞并其他海商集团，抵制荷兰殖民者势力的侵入，从而完全占有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此后，"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15]。郑氏集团成为东南一隅堪与官兵分庭抗礼的一支力量，凡欲出海经商者，向郑氏纳钱就可乘行，这又进一步壮大了郑氏集团的力量。明末官府在福建沿海再次实行海禁，加上多年荒年的影响，郑芝龙从广东载口粮安抚百姓，百姓归之若流水，郑芝龙的势力更加发展壮大。
组成集体、贿赂官府、形成武装集团这三种适应方式并非孤立，它们之间也常常相互交叉。如集体海商也常会贿赂官府，甚至海商集团也是如此。集体海商的组成方式也与武装集团式海商相似，分工详细。集体海商、贿赂官府的主体一般是散商，而武装集团式海商则是将散商固定于集团内，有纪律约束，对其集团有权利也有义务，不像前两者既可自由组合又可单独行动。面对相同的海洋环境，沿海人民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过从总的趋势看来，形成一种集体力量来适应当时的环境是主要趋势，毕竟在当时的海洋环境中单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应对的。
三、结语
明清政府海洋政策上的逆转确实给沿海人民造成不小的压力，这种内向、紧缩的海禁政策被用来对付来自内外的问题，只是使得中华帝国的脆弱暴露殆尽。东南沿海民间力量抓住其中的薄弱环节，利用各自的方式展开适应海洋环境的活动，并从而发挥各自才干，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海洋经营活动方式。渔业与私人海上贸易固然不是明清时期东南沿海人民适应海洋环境的全部活动内容，但是，作为传统行业的渔业已在适应当时环境中或向近代渔业迈进，或走向了别的行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向。作为新兴行业的私人海上贸易则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冲破海禁政策的禁锢，实现着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连接。明清时期东南沿海人民积极谋求在不利的海洋环境下的经济开拓与发展，一定程度上清除了官府海禁政策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为近代东南沿海的经济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其积极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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