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试论明清东南沿海海洋经济模式的演迁 |
 |
时间：2009-7-24 13:51:29 来源：不详
|
|
|
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来适应。明清时期的海洋环境让东南沿海渔民改变了其固有的一些东西，也让他们在这种环境面前为自我生存、自我满足而创造了多种的选择。适应的过程中有妥协，又有反抗，这其中包含着艰辛，也包含着创造。
如果说，渔民在当时的海洋环境中产生了多元化的转变，那么私人海上贸易则是反抗政府政策的直接行动。
与郑和下西洋同时，原本具有合法性的私人海上贸易被朝廷视为非法。但沿海人民并没有因政府禁令而驻足，他们逐渐地适应了这种环境，或者利用上层官僚对"海禁"和"通商"的不同选择带来的时禁时通的机会，或者利用政府在实际操作中带来的漏洞继续赚取自己的利益，甚或公然采取反对政府的暴力行动。即使适应得艰辛，却有不少人加入，政府的禁令在沿海人们的反抗中终于没有达到本来的目的。
明中叶以后，各阶层投身于违法的海上贸易已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一种风气。在上海，"凡远近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舢舻相接，帆樯比栉"。"第今东南隐患，又不但此，顷抚臣奏言；闽地斥卤荛确，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津为家者十九也。"[8]明人郑晓说：明中叶东南地区的"相率入海"者的身份，有凶徒、逃犯、被罢免的官吏、僧侣、失业者、不得志的书生等，因意愿不能得逞者"皆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向导）"[9]。这些人中，不仅有一般贫民百姓、流氓棍徒等失意之八，更有许多富家地主、巨姓大族，他们禁不起海上贸易中高额利润的诱惑，纷纷投资于这一新兴行业。顾炎武曾说："滨海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瓯脱之地。"[10]"明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11]可见，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已充分渗透到各个阶层。在这些阶层中，官僚阶层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政策经常在他们那里被执行得百种千样。士绅阶层不仅作为私人海上贸易的参加者，更作为其庇护者，私人海上贸易由此取得了一条便利发展的渠道。
在陆上，乡族作为一个集体起着对同乡人的保护作用。在海上，散商们也会根据实力大小、资金多少形成一个集体来共同对付遇到的难题。明中叶，闽南改变以往被动、消极地从事经济活动的受朝贡贸易支配的态度，以自由商人的姿态积极进行贸易，并组成集体谋求生存。抑或由有钱人出资，雇佣贫民进行海外贸易。一只商船，依附的商贩数以百计，"皆为四方萍聚雾散之徒"。这些商贩或小民一方面要受船主压迫，一方面又要依赖于船主。船主以其豪富势家的特殊地位可以给予散商、小民从事贸易活动以帮助和庇护，而船主也可以依靠散商、小民的海贸活动而免去海上风险，又可获利。船上雇佣技术分工尤为详细："每条海船除船主之外，手下有财副一人，作为船主的副手，又有总管一人，统理船中的事务，代船主传呼，负责战斗用器的称直库，上樯桅了望观察的叫阿班"……[12]船上安排详尽，且有武器，也有负责了望的，可见众商已安排了怎样对付官兵追击或海上被抢的方法，以求自保。除自身采取武装自卫外，船主还尽量依仗豪富大族的庇护来开展海上贸易活动。明代《筹海图编》中就说：漳泉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大多依仗着著姓宦族在背后的支持。当外国商船停泊在近郊时，就张挂着这些人的旗号与之交易，任何人都无奈其何。若将这些异物奇货运往其他地区，甚至有借用其关文，役使官吏差夫护送出境直达京城的情况"[13]。可见散商们组成集体，一方面倘若船主已役使了官吏，形成集体也可对付除官吏外的压力，而他们与船主之间的微妙关系则在他们共同对付外力时体现出来。为了共同的利益，险恶的海上环境、恶劣的社会环境使不同阶层的人们形成合力，共同应付各种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
除去险恶的海洋自然环境不说，如果单说当时的社会环境，要使自己便利地获取利润，一条有效的途径是贿赂。在权力与金钱交易中，沿海商民纷纷冲破政府禁令，利用自己买来的机会进行着求利行为。商民能获此机会，与政府下属官员对金钱的贪欲有关。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提到官商之间受贿与纳贿的心态："自纪夷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一伙豪右奸民倚借势官，结纳游总官兵，或假给东粤高州、阎省福州及苏杭买卖文引，载货物出外海……禁愈急而豪右出没愈神，法愈严而衙役卖放更饱，且恐此辈营生无路，东奔西窜如李旦、黄明佐之俦？仍走夷乡，代为画策，更可虑也。"[14]纳贿者为谋求高额利润而纳贿，受贿者也觉得可息事宁人，为自己受贿寻到了借口。但无论如何，纳贿和受贿都得承担巨大的风险，因而并非每个商民都乐于纳贿。一些商民为了把这笔钱省下，宁可冒险采取其他方式。再者，要想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自身形成一股海上势力可以成为长远的保护自我之策，于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