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试论明清东南沿海海洋经济模式的演迁 |
 |
时间：2009-7-24 13:51:29 来源：不详
|
|
|
而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已成自然之势。
除此之外，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明清政府对于沿海地区的政策，这是决定沿海人们开发利用海洋方式演迁的关键。可以说，海禁政策是明清政府海洋政策的基调。在明初，朱元璋旨在消除方国珍等残部，到明中叶主要是为了防倭寇。在清初，又是为了殄灭郑成功部。政治安全的考虑可以压倒一切。在其他时段，海禁的思想仍占据着上风。万历时沈德符就感慨说："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如嘉靖间，闽浙遭倭祸，皆起于豪右之潜通岛夷，始不过贸易牟利耳，既而强夺其宝货，靳不与直，以故积愤称兵。"[3]沈德符认为豪右阶层不但不会在海禁政策中有丝毫损失，反而能利用海禁政策排斥贫弱小族，赚取垄断性的高额利润。又如明政府在沿海设置卫所，却多呈点状分布，未形成完整的线带防线，因而在设置了卫所之处，海上贸易销声匿迹了，在没有设卫所或海防设置薄弱之处，海上贸易却又长了出来。
二、明清东南沿海经济开发模式演迁示例
在上说海洋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背景下，我们试图以传统产业--渔业和新兴产业--私人海上贸易业为例来看看东南沿海人民进行经济开发的历史。
渔业仍是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传统产业，沿海仍有大量的渔村存在。只是它已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了自己的经营方式。
就政府的海防来说，渔民处于海防斗争的最前线，与海防安全关系极为密切，与倭寇或海盗互助勾结的可能性也很大。政府基本禁止了渔民下海捕鱼。由于渔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就是下海捕鱼，一旦无法下海捕鱼，他们的生计就会面临很大困难。因渔禁令而造成的人口游离问题对社会治安也很不利，海氛不靖更是必然之事。因为沿海驻防官兵需要开支，政府曾把禁渔令限制在禁远洋采捕和禁私造船只下海采捕上，让近海渔民捕鱼合法化，向他们征收渔税或部分所得供给军需。因为"远"的概念不甚明确，有些官员便尽量缩小可采捕范围，使渔民渔业生产遭受打击。苛重的渔税往往让渔民不胜其负，再加上海外渔产品的进口冲击沿海渔业市场，海上私人贸易兴起也程度不同地破坏了沿海渔业的作业环境。所有这些都要求沿海渔民实施经济开发模式的转换。
海禁时期，近海捕捞是渔民生存的主要方式。这是在海禁政策下被动地选择自我生存的途径，却也只是糊口而已。人们不满足于这种状况，便冒险向远洋展足。据台湾学者曹永和先生研究，大陆沿海渔民到台湾进行捕捞的形成期是在明代，高潮期在明末清初。"一六七三年前后，自金门、厦门、烈屿等地，每年约有渔船三百到四百艘来至台湾，来台的渔人约一万人左右。"[4]这种远洋捕捞由于风险较大，往往需组成集体行动。渔民巨大的集体力量不但令官方无法阻止，即使要阻止也难于实行。此外，由于海禁强制性地缩小了渔业的生产空间，使渔业的生产资源减少，在这种环境下，既想得到更多的生产资源又不想违抗政府的禁令，渔民发展了滩涂养殖业。如福建泉州陈埭是"以海为田"的渔村，"在明末清初，该村用于养蛏的海荡多达二千余亩"[5]。可见，即使生存的条件再怎样艰难，求生的欲望始终还是会令人类寻找到更好地适应环境的途径。正是渔民的艰辛摸索为近代渔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大部分渔民仍从事与渔业有关的行业外，另有一部分渔民则纷纷步向新的行业。在新的选择中，下海经商是一种基本的选择。海禁让渔民生存面临压力，"捕钓渔利少资糊口"[6]，福建崇武人民在渔汛期驾船出海捕鱼，淡季时改渔船为商船，载货往台湾贸易。海上贸易的高额利润也刺激了一批胆大渔民参与。再加上渔船可在近海捕捞，即它首先拥有可下海的特权，这就使海商纷纷把眼光放在渔船上，寻求让渔船载货贸易的方法，作为船主的渔民自然地会成为其合伙人或者自己贸易。这实际上是利用了政府政策上的漏洞进行的又一生存选择。
此外，海盗和政府官兵也成为渔民适应海洋环境变迁的两种选择。"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渔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7]渔民对海上环境最为熟悉，也最便于转化为海盗。值得一提的是与转化为海盗相反，也有一部分渔民转化为官兵，形成以毒攻毒的局面。本来海禁政策部分是针对渔民的，在这政策的压力下渔民倒是归顺于它并成为其忠实拥护者，反过来对付同由渔民转化而成的海盗。
对于相同的环境，不同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