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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已知世界的大门时，中国却发出了静止不动的通谕，正当人类冒险在世界范围展开之时，中国人却带着自以为优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
清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清朝建立之初，残明的反清势力还很活跃，特别是郑成功以台湾为基地的复明活动，给清朝造成很大威胁。清廷一再下令迁海，切断大陆地区与海外的联系，以断绝郑成功的供应。虽然，在台湾统一后，清廷一度开放海禁，但这种情况维持不久，清朝再次对海外贸易加以限制。康熙年间，汤若望教案发生后，洋教的传播开始受到限制。特别是在清廷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后，不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受到限制，而且对洋商与中国贸易的态度也更加严厉。1717年，清廷下令禁止南洋贸易，到1727年禁令曾经被废除。1755年，清廷下令限制外商，“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1761年，清廷又根据两广总督李侍尧的建议，不准洋商在省内过冬，间有过冬者，只限在澳门居住。洋商到粤，命令在当地寓居的行商对其加以管束、稽查。禁止内地民人借领洋商资本贸易，禁止洋商“雇倩汉人役使”、雇人传递信息。洋船停泊处，酌拨营员弹压稽查。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到中国，在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皇帝，提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请求。乾隆帝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英国的请求予以断然拒绝。须知，这些严厉的海禁措施是在清朝发展到极盛时采取的。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不仅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而且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朝气蓬勃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
顺治、康熙时期，清廷对西方传教士的利用，是从维护皇朝统治出发的。与明代不同，清廷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明朝时期由民间推动的自下而上的与西方传教士的交流不存在了，拥有技艺的西方传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宫廷侍从，成为天朝大国太平盛世的装饰品。由康熙皇帝支持，有法国人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参加测绘的《皇宇全览图》，在完成后，就被收入内府密藏起来。由传教士巴多明奉命写成的人体学讲义《钦定各体全录》却被认为不可示予青年人和普通人，而不能出版。由梅毂成、何国宗等编纂的《数理精蕴》一书，介绍了自晚明以来传人中国的几何学、三角学、代数和算术知识，但数学家们却宣称：这些西学“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也就是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西学源于中学。“西学中源”成了众口一词的流行说法。这种“西学中源”说颇可使“天朝大国”的骄矜心理得到满足，但它却导致故步自封，导致对新事物蔑视和拒斥。
事态发展的结果显然已经十分清楚，清朝的中国在世界上将逐渐落伍，以至被动挨打。
英使马戛尔尼在访华之后得出结论说：“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般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他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英国人已经看出了清帝国外强中干不堪一击的本质。当清帝国紧闭国门，一再拒绝开放的时候，英帝国主义者便决心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大清帝国则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等待它的是失败和屈辱。
三
清朝的入主，使本已趋解体的旧制度得以维系和延续，新事物的萌芽、鲜活的思想和开放的态势均遭到扼杀。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既不求创新，也不求进取。中国失去了一次融人世界与先进国家同步发展的机会，最终沦为衰败的大国。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最后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买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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