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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贸易与北宋白银货币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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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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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处。"（注：《丹渊集》，卷34，《奏为乞修兴元府及添兵状》。）对于兴元府之类具有相当规模的市场来说，白银已不再陌生。
更为突出的是，开封作为丝路贸易的终点，同时又是宋朝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在这里，白银的货币化已经启动。嘉ｙòｕ＠③七年（1062），西夏人在北宋卖货物，得银五千两，然后用银在开封"买乐人幞头四百枚，熏衣香、龙脑、朱砂凡数百两，及买绫为壁衣"。（注：《西夏纪》卷十三，注引孔氏《谈苑》。转引自吴天墀《西夏史稿》，194页，注2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 月第2版。）在这条记载中，西夏人出售商品获得的白银，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购买商品，白银用于体现商品价值，转移商品价值，实际上获得了新的使用价值--用于交换，履行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经西夏人之手的那些白银，在完成交换的那一瞬间，已开始成为货币。 三
然而，丝路贸易为北宋白银货币化提供的毕竟只是外部环境，它仅仅使白银货币化的发生成为可能，但如果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尚未提出白银货币化的要求时，这种外部环境将变得毫无意义，白银货币化仍将停留在可能的阶段，白银西流不过是作为商品的白银大量出口而已。更重要的是，由于宋辽时期正处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关键时期，而在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中，是否有充足的白银对其货币化进程将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没有白银，白银的货币化当然只能是一句空话，而白银数量的不足，则将制约白银货币化的进程。从宋辽时期的情况来看，白银西流无疑减少了宋辽的白银存量，加剧了北宋白银的缺乏程度，推动着银价的上涨，使白银难以成为小额交易中通用的货币，对白银货币化产生了消极影响。
首先，丝路贸易中的白银西流，加剧了宋朝白银的供求矛盾，尤其是与丝路贸易密切相关的陕西等地，白银缺乏的情况更为突出。北宋时期，陕西是宋朝辖区内为数不多的产银区之一，据《宋会要》记载，元丰元年（1078）以前，陕西白银课额曾达到123899两，占全国银课总额414152两的29.9％，至元丰元年（1078），尽管陕西银课大为减少，下降为38186两，仅为祖额的30.8％， 但此时整个北宋的银课额为257607两，陕西课额仍占全国的14.8％，（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七、《食货》三三之七至十八。）陕西的白银产量和课额在北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北宋时期陕西白银紧缺，不仅向外输出不多，而且宋廷常常被迫采取措施，从各地调银入陕。
在陕西与内地之间，白银主要是从内地流向陕西。鉴于陕西白银缺乏，北宋中央还通过各种渠道，鼓励白银向陕西流动，甚至不惜将内库白银直接拨付陕西。仁宗康定元年（1040），为鼓励将白银运入陕西、沿边州军和京师，采纳了淮南提点刑狱郭维言的建议，对"入银京师榷货务或陕西并边州军"者，"给券受盐于川陕，或以折盐酒课"，并规定，对愿入钱者，"入钱二千当银一两。"（注：《宋史》，卷 183，《食货》下，五。）引导入中商人多输纳白银，少运铜钱。在宋政府的干预下，大量白银通过商人之手运入陕西，以至"国初辇运香药、犀象、金银等物赴陕西变易粮草，岁计率不下二百四十万贯。"（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1 ， 元ｙòｕ＠③七年、 卷326，元丰五年。）在宋代中央拨付白银入陕西方面，仅元丰五年（1082）上半年，宋廷就向陕西都转运司支拨了内库银三百万两。（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1， 元ｙòｕ＠③七年、 卷326，元丰五年。）相反，本地产银的陕西，却少有白银进奉中央，甚至元丰间同天节、南郊祭祀时，不产银的淮南路也进奉白银上万两，但陕西却分文未进。（注：《文献通考》卷22，土贡一、卷23，国用一。）至崇宁三年（1104），在宋政府的大肆搜刮下，陕西才上贡了十五万七百九十贯疋两，其中，若按铜钱、绢帛、白银各占三分之一计，上贡白银仅五万多两。（注：《文献通考》卷22，土贡一、卷23，国用一。）
此外，北宋时期川陕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十分密切，其中有白银从陕西流入四川的记载，出现过四川"贩者趋京师及陕西市银以归"（注：《嘉庆四川通志》卷68。）的情况，但在宋代的记载中，更多的是白银由本不产银的四川流向陕西。如天圣五年（1027），"留四川上贡银绢十万于环庆等州博籴粮草"，宝元二年（1039），"留川峡等路上贡银绢于永兴军、凤翔府以备边费"，熙宁三年（1070）九月令三司："除在京合支金帛外，应西川四路上供金帛……截留陕西转运司，令相度于永兴或凤翔府封桩以备边费。候见数，可兑折充将来起发往陕西银绢之数"。（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十月：卷123，宝元二年正月：卷215，熙宁三年九月。）
更重要的是，整个宋朝辖区内白银普遍感到不足，而白银的西流进一步使这种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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