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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贸易与北宋白银货币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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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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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恶化。北宋政权的白银主要来源于其辖区范围内的生产，尽管北宋时期的白银产量不断增加，但与社会需要的增长速度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就北宋政府直接从生产领域中征收的银课来说，太宗至道末为14.5万两，（注：《文献通考》，《征榷考》五。）仁宗皇ｙòｕ＠③中为219829万两，英宗治平中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为315213两，神宗元丰间又下降为215385 两。（注：《宋史》，卷185，《食货》下，七。）也就是说，北宋时期政府每年一般可获得的银课仅为二三十万两左右。但这还不足宋政府充岁币、岁赐之用。又据李槐先生分析，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全国白银产量在108 万两左右，（注：李槐：《宋金时期白银的生产和使用》，见《宋代经济史研究》316 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若按前面的推论，熙宁年间仅秦凤路一路，每年西流的白银就多达50万两，这意味着整个北宋的白银产量，仅足秦凤路两年输出之用。丝路贸易中的白银西流，对北宋白银存量的影响不为不大。
与白银存量的不足相关联，整个北宋时期的白银价格有所上涨并始终居高不下，而白银西流则在北宋银价上涨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浪的作用。在宋朝统一西蜀以前，西蜀"凡银一两，直（铁）钱千七百"，合铜钱680 文。（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八月、卷67，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卷85、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真宗时赐予河东路士兵白银，但由于无银可支，政府改折铜钱，折算比例为"每两给钱七百五十"，但当时当地的市价已经上升到了每两千钱。（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八月、卷67，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卷85、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此后银价继续上涨，而宋人也意识到了白银西流与银价上涨的内在联系，如前引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京城金银价格上涨，丁谓就作出了白银为回鹘"所市入蕃"的解释。无独有偶，大中祥符八年（1015）十一月，三司又上奏：因"乏银支用"，请求将诸路酒课"悉改输银"。但是，此时北宋境内因白银缺乏，银价已比咸平年间的每两值铜钱八百文上涨了一倍，因此，宋真宗说："若此民间银益贵矣"。宋真宗又问及王旦，王旦的解释是"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然则器皿之用，蓄藏之用，何可胜算。此外则两蕃、南海，岁来贸易，有去无还，加之坑冶兴废有时，增价之或恐以此"。（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八月、卷67，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卷85、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王旦阐述的原因比丁谓所言更为全面，但也未忘记将"两蕃"入宋贸易视为银价上涨的原因之一。这样，在白银西流与其他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北宋银价一直保持在每两千文以上。
白银存量不足和银价居高不下，对白银的货币化产生了严重制约。对于当时的日常消费来说，每两值铜钱千文的价格显得过高，白银"面额"过大，难于找补，不便使用。如英宗治平元年（1064），诏秦、陇等十二州义勇，"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月给酱菜钱三百。"（注：《宋史》，卷144，《兵》五、卷181，《食货》下，三。）对于这些义勇来说，将近半年的酱菜钱才相当于一两白银，他们要在日常生活中积攒出足够的白银，并在日常消费中使用白银，几乎已经没有了这种可能。同样，北宋规定畦户"岁给户钱四万，日给夫米二升。"（注：《宋史》，卷144，《兵》五、卷181，《食货》下，三。）据漆侠先生折算，封建国家每年给予畦户的生活费为每户每年45040 文。（注：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第81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若按银每两值钱1500文计算，全年畦户一家人的生活费仅合银30两，还不到一铤白银。对他们来说，在市场上使用一两以上的白银，必须全家在半个月内不吃不用。反过来，他们用一铤50两的白银，可以一次性付清全家人一年半的生活费用，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中，无须与货币和市场发生联系。又如苏轼被贬至黄州时，尽管觉得"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之后，全家810 人每月用四千五百钱尚能有所结余，基本生活仍能得到保障。（注：苏轼：《答秦太虚书》。）可是对于苏轼一家来说，每月的生活开支也仅值银三两。在这样的条件下，北宋时期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显然不大可能接受白银，在零星交易中使用白银。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在白银存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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