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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律在起作用。契丹立国前铸币业的萌芽、辽初铸币业的初步发展、中期货币经济的确立、末期的货币紧缺正是契丹国家经济产生、发展、衰落过程的投影。透过小小古钱，我们可以一窥辽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貌。
一、契丹铸币业的萌芽
五代时崛起的契丹民族，以游牧为生，社会生产和经济远较中原落后。从文献记载看，当时的商品交换尚处于原始的物物交换时期，主要以牛、羊、皮张、布帛充当一般等价物，铸币的使用即使有，也是以掠夺汉地钱来充用。这种情况大约一直持续到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辽史·食货志》载：太宗时，"女真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ｍò＠①ｈé＠②等部以哈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驮、马毳、ｊì＠③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襁属。""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于南中之绢。"[1]（卷六○《食货志·下》）牛羊一直是契丹人的主要货币形式，而且，不仅在商业贸易中使用，甚至官吏的俸禄、赏赐亦是如此。
宋使胡峤曾留居契丹7年（947-953年），他在《陷辽记》一书中记载："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即使在城市中、工商业繁荣地区，以布帛作为通货也仍是普遍现象。辽政府还多次颁布法令，严禁布帛"不中尺度者"。以严格明确交易的比价，直到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才废除。但直到辽末天祚帝时，还有用牛羊换取粮食的记载："雅里（梁王）自定其值，粟一车一羊，三车一牛，五车一马，八车一驮。从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比值太轻’。"[1]（卷五九《食货志·上》）由此可见，实物交换在契丹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尤其是民间，极为普遍。
那么，辽的自铸币始于何时？文献记载不甚明了，仅《辽史·食货志下》（卷六○）有："鼓铸之法，先代撒拉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一些钱币学者据此认为在辽建国前，耶律阿保机的父辈已开始铸钱。但铸的是何种钱文呢？史书无载，也未见有关铸币管理机构和规模数量的记载。
根据传世和出土实物的研究，被认为属于此时期的辽钱有"通行泉货"、"开丹圣宝"、"丹巡贴宝"、"百贴之宝"、"千秋万岁"、"大泉五十"等。近年来，在赤峰等辽国腹地有多次的零星发现。如，1981年在林西县三道营子辽代钱币窖藏就曾出土一枚"通行泉货"，[2]汉字隶书，右旋读，光背，形制与一般的辽钱无异，且此地又是契丹人发祥之地，所以认为属辽铸。其他诸钱钱文多祝文赞语，如"开丹"等多以为契丹开国纪念币或压胜钱。
从史书看，契丹境内多铜铁，矿冶是契丹人的传统工业，立国前就已出现独立的冶铁、铸铜业部门，据《辽史·食货志下》（卷六○）"坑冶，则自太宗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又有曷术部者多铁；’葛术’，国语铁也。部置三冶：曰柳＠④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应为天显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利洲，地亦多铁……"。考古发掘也证实辽上京附近坑冶遗址规模相当大，鞍山市首山、河北平泉罗杖子、赤峰辽祖州、饶州、中京遗址都有发现炼铁炉址和炼渣，堆积厚达一米多。辽初已具备了一定的金属冶铸技术和原料等条件，在国势日渐膨胀及盛唐文化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开始铸造钱币也是可能的。但其时钱文均不记年号，数量又是寥若星辰，所以不可能作为市场流通的价值尺度而代替牲畜、皮张和布帛等媒介，只能是作为上层社会财富的象征或纪念币。
契丹立国前后，农业尚处于粗放的原始水平，工商业十分薄弱，商品交换必然很不发达。单一的畜牧经济辅以狩猎，使契丹人对衣食住行的要求极为简单，除了盐、茶、铁而外，基本都可自给自足，而经常性的入边掠夺，从汉地输入的旧钱、邻国钱足可敷用，对货币的需求量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大规模发展铸币业，正如文献记载的粗略和考古出土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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