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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比前期有相当大的增加。传世和出土的数量也不少。
统和元宝：铸于圣宗统和年间(983-1012)，小平钱；传世还有"开泰元宝"、"太平元宝"、"太平兴宝"及"太平通宝"等，一般以为属圣宗钱。
重熙通宝：铸于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
清宁通宝：铸于道宗清宁年间(1055-1064)。
咸雍通宝：铸于道宗咸雍年间(1065-1074)。
大康通宝、大康元宝：铸于道宗大康年间(1075-1084)。
大安元宝：铸于道宗大安年间(1085-1094)，版别较多。
寿昌元宝：铸于道宗寿昌年间(1095-1101)。
辽末天祚帝时，铸有：
乾统元宝：铸于乾统年间(1101-1110)有小平、折十型。
天庆元宝：铸于天庆年间(1111-1120)有小平、折十型。
总的来看，中期以后，铸币规模有了很大的突破，更铸频繁，数量、品种和版别都明显上升，辽钱已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辽自铸币不仅限于商品交易，而且在宫廷赏赐、吉庆祝贺、压胜辟邪以及随葬冥瘗中也都有使用，辽墓中还曾出土"大康六年"、"大康七年"、"寿昌二年"等殉葬大钱。史载兴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在长春州设"钱帛司"，负责管理货币流通。《续文献通考》载："时钱不胜多，故东京所铸也不止一处"[6]铸币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基本走上正轨。辽政府一面加大铸币量，一面严令禁止铜钱出境和毁币铸器，同时加大力度吸引邻国宋钱，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宝钱制"货币体系，已基本进入货币经济时代。从钱币制作工艺看，也较早期大有提高，版别复杂，书法艺术也达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天祚帝乾统、天庆钱已达钱中上品。
辽代中晚期货币的出土在辽钱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尤以重熙以后最为多见。但相较于历朝货币出土情况，辽钱的数量仍是极小的。即便是在经济最发达时期，铸币量仍不能与历史上各朝代相比，建国以来，大规模辽代钱币的发现有：
1.1958年，辽中京遗址发掘出土大量宋钱，仅2枚辽钱；
2.1972年，巴林左旗小辛庄，出土铜钱140公斤，仅44枚辽钱；
3.1978年，赤峰牛营子出土铜钱60多公斤，只清宁、大安数枚辽钱；
4.1980年，巴林左旗土木富州乡大良沟村出土铜钱47公斤，8枚辽钱；
5.1981年，林西新城子镇七合堂村出土铜钱777.5公斤，246枚辽钱；
6.1981年8月，巴林右旗羊场乡上石匠山村出土铜钱180公斤，辽钱123枚；
7.1981年6月，巴林左旗丰水山乡中号村出土铜钱637枚，仅1枚辽钱；
8.1982年8月，巴林右旗索博日嗄苏木辉腾高勒村出土铜钱12289枚，辽钱仅4枚；
9.1983年，浑源林场乡破兑白村出土铜钱1875年，辽钱1枚；
10.1985年，呼盟扎兰屯出土铜钱19公斤，辽钱1枚；
11.1986年，山东微山县观城镇东田阵村出土铜钱104公斤，辽钱1枚；
12.1986年，北京昌平县三泉寺古刹出土铜钱1公斤多，辽钱1枚；
13.1987年，赤峰敖汉长胜乡乌兰巴苏木出土铜钱3.8公斤，辽钱9枚；
14.1987年，辽宁省康平县西关屯乡边台子村出土铜钱67公斤，辽钱4枚；
15.1987年，伊盟乌审旗陶苏木桃儿庙嘎查出土铜钱430公斤，辽钱23枚；
16.1988年，兴安盟科右前旗跃进马场十三连出土铜钱1000余枚，辽钱2枚；
17.1994年，巴林右旗巴彦琥硕镇巴彦琥硕村出土铜钱2.69公斤，辽钱1枚。
从总体上来看，辽钱在出土货币总量中仅占不足10%，90%以上都是宋钱或旧钱。《辽史·食货志》（卷二九）记载：苏辙使辽，所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用本朝铜钱"。这说明，即使在辽代中期经济鼎盛时期，流通货币仍以外来钱为主，铸币业始终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货币紧缩现象十分明显。
那么，辽代自身铸币业为何始终发展不起来？分析其原因，恐怕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首先，客观上辽代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除五京之中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商业活动频繁外，广大农牧区闭塞落后，尚处于自给自足或实物交换状态，而城市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不大，其商业活动无法与中原大都市相比，工商业主要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而服务，对货币的需求量本身就不大。
第二，辽铸币业本身起步晚，加之游牧文化流动性大，噬武尚战，性好掠夺，其钱币来源十分广泛。其中，从汉地输入的汉唐五代旧钱及宋钱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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