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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稀少所揭示的，这一时期出现的铸币业萌芽，与其说是出于商业交换的需求，不如说是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是为称雄北方和标榜正统而采取的一个步骤。
二、辽代早期铸币业的初步发展
辽立国后，统治者依靠畜牧业为本，同时加强对农业的开发。"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1]（卷五九《食货志·上》）在政治上推行"因俗而治"和"胡汉分治"的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人口大量增加，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太宗时，更加重视农业管理，甚至为"无害于农"而推迟出猎，士兵有伤害农作物者处以军法，在统治者的保护和鼓励下，使得大片土地得以开发利用。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对外扩张为辽的农业经济扩大了范围，注入了大批农业人口和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东灭渤海，又从石敬瑭处割幽云十六州，尤其是后者，地稠人密，物产丰富，是传统的农业区，对契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军需民食，殷实富足；而向西域的扩张，畅通了西北丝绸之路，契丹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北方的大业初成，经济呈上升趋势，本地的鱼盐、矿冶、陶瓷、纺织、皮革加工等手工业均有较大发展。与中原和边境的互市贸易在民间也日益扩大。977年，在北宋的镇、易、雄、霸、沧州设榷场，辽以银、铁、布、羊、马、驮等交换宋的香药、犀ｃū＠⑤、象牙、茶等物，同时与女真、西夏也以各种形式开展经济联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对货币的需求，必然要求辽政府采取措施改革落后的货币制度。《辽史·食货志》："及其有国，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制度日增，经费日广……而食货之用斯为急矣。"[1]（卷五九《食货志·上》）铸行正式流通的货币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而且，既已称帝、建元，仿行汉制，发行自己的铸币也是不可缺少的表示正统的标志。自太祖天赞以后，每改元必铸钱，模仿汉"宝钱制"，建立起辽自身的货币体系。
据清李佐贤《古泉汇》：916年，太祖建元神册后，即铸"神册通宝"，但未见实物。从天赞至景宗时，所见的历朝铸币有：
天赞通宝：铸于太祖天赞年间(922-925)，是传世最早的辽国货币，存世稀少，近年在沈阳发现一枚，钱文笔画较粗，书写刚劲有力，通字末笔向上作虎尾状。[3]
天显通宝：铸于太宗天显年间(926-937)，有孤品存世。
天禄通宝：铸于世宗天禄年间(947-950)，1981年巴林右旗羊场乡上石匠山村窖藏发现1枚[4]。
应历通宝：铸于穆宗应历年间(951-969)。
保宁通宝：铸于景宗保宁年间(969-979)。
史载，景宗时因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实物未见），并说铸额总共500贯。
辽早期几种铸币均存世极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代社会初步稳定，铸币业尚处于开创时期的规模、数量。从历史记载看，当时政府已设立了有关铸币业的管理机构。太宗时，"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1]（卷六○《食货志·下》）景宗时，设"铸钱院"[5]（卷一八○《食货志》）这些机构的存在证明当时辽朝已初步建立了自身的货币制度，并正式铸行用于流通的正用币，但因为当时辽政权刚刚建立，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城市和商业贸易的规模都不大，对货币的需求也有限，且民间仍沿袭实物交换的传统，因此，铸币业仅限于补充、辅助地位，而境内主要流行唐宋钱，又有石敬瑭献来的边地积存旧钱，就足以应付商品交易所需了。故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辽钱数量极其稀少。 三、辽代中晚期货币经济的确立
辽圣宗时期，契丹社会进入了稳定发展的全盛时期。由于辽圣宗任用汉人韩德让辅政，上下相穆，人心思治，在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上，继续推行顺应民心的"胡汉分治"和"因俗而治"的政策，进一步巩固了统治。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军屯、移民、兴修水利，使农业迅速超过畜牧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基础，大大加速了契丹社会封建化的进程。加之1004年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进贡大量岁币银、绢，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下，促使辽的手工业和商业空前发展，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史载当时农业丰收，库存积余，使得"斗米数钱"、"斗粟六钱"。
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商品交换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由此，打破了过去一朝只铸一种年号钱的惯例，这一时期，铸币的数量和种类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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