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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制度变迁：平等与效率的历史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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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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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提高会遭遇边际效益递减的结果。即花费更多的代价，却只能得到越来越少的结果，而且官僚集团的低效率及庞大的财政支出，使社会总效益减少更为严重，经济制度的改良终于在政治制度的制约下，最终出现停滞。 三
唐宋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的结果，形成了经济和政治的潜在冲突，由于政治制度梗阻而无力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窒息了经济成长的活力，使利益冲突尖锐化，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压力骤增，这种情况在王安石变法中表现最为清楚。宋代政治趋于平等的社会阶级原因：士的身份的确立标准，在于他们的文化与教育。唐宋社会的变迁，使士由世家大族演变成一种文化精英，这些精英由那些重视保持学问传统的家族组成。这些精英虽有政治野心，但是缺乏政治权力，因此难于形成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式的排他性利益集团。由于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无法解决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问题，使宋代的士大夫群体最终向地方精英与维护地方利益转化。正如包弼德（Peter K .Bol）所说，唐宋时期，"那些自称士、士人或士大夫的人支配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然而，士的身份随时代而变化。在7 世纪，士是家世显赫的高门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体；在10 和11 世纪，士是官僚；最后，在南宋，士是为数更多而家世却不太显赫能地方精英家族，这些家族输送了官僚和科举考试的应试者。"26例如，唐宋科举制度的实行，本应导致更为广泛的社会平等化。但是宋代"逐渐增加的官户享有优免的特权，宗族势力赖以强盛，贫困化的一般族人则沦为隶属色彩较强的世仆。在这一土地占有制度下，世仆制宗族组织的形成便成为必然结果。如不进行有效的经济改革，便难以消除矛盾增进共同利益，并将无法避免地在政治上产生对立与纷争，从而带来社会的全面震荡，危及皇朝命运。"27可见宋代注重政治平等的具体方式，如在科举制度的迅速发展，反过来又形成了对经济效率的制约，制度的变革的重要途径，是依靠政策调整的累积而达至变革的最终完成，这一漫长的过程往往需要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并依赖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共识。政策累进往往仅适用于社会变革压力较小的情况，政治平等是制度变革的重要支撑点。但是，在那些面临严峻社会挑战与承受巨大变革压力的情况下，除非得到强大的外力支持，制度变革很难成功。北宋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的主题之一，都在于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并且让他们去有效地管理经济运行。表明到北宋中期，效率又已取代平等成为社会注目的焦点。且这种效率主要在于提高管理经济的效率，而非行政效率。但新法推进对障碍的克服，严重依赖皇权的支持，在皇权的支持减少时，新法就难逃被废除的命运，正证明政治平等的发展，在高度专制集权的条件下，反而导致官僚机构效率的低下。黄仁宇认为，唐宋王朝兴衰的背后原因，是当时的官僚机构虽已相当成熟，但其行政效率并不高，经济管理能力也十分粗疏，这是因为其缺乏现代商业组织的数字化管理技能，对数字无法作精密的核算。这种农业国家的行政管理，并不遵循经济原则，所以在社会出现大的变动时，对社会资源无法进行合理的征集与分配。28此论有相当的创见，唐宋王朝的官僚机构缺乏对社会经济部门的控制与数字化管理能力，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为这些新兴的经济领域发展留下了回旋的空间。克服制度性梗阻的根本途径应是协调政治革新与经济变革二者的关系。以政治革新而在经济领域中推动经济发展的合力的形成，以经济发展的合力而促进政治的妥协与进步，从而使二者步入良性互动的轨道。但是唐宋社会演变的结果，政治与经济的变革无法协调，政治的平等却导致国家行政与社会经济效率的降低，终究使唐宋的变革最终停滞，中国古代社会终究没有出现历史性的突破。
南宋周密描述宋代理学对经济和政事的鄙视说："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烝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夷考其行，则言行了不相顾，率皆不近人情。异时必为国家莫大之祸，恐不在典午清谈之下。"29唐宋之际的士大夫追求政治的平等，以理学的教化和道德伦理取代政治的责任伦理，以制约君主权力，但实际并未能制约君主之权，反而成为君主控制官僚和驯服百姓的工具。曾育荣认为，"中国历史演进至赵宋社会，政治哲学向单线条发展的指向甚为显明，尤其是北宋中叶，经历了"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两次较大的政治运动后，儒学因汲取了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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