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张居正改革悲剧

    提 要：本文从制度变迁视角来解读晚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悲剧，通过分析“制度中人” 殚思竭虑变革制度与制度循自身发展逻辑抗拒变迁的较量过程，来揭示“制度中人”变革制度时所具有的局限性及政治体制抗拒变迁的构造性因素。

    关键词： 制度中人   制度   政治体制变迁

    历史的车轮驶入公元16世纪，此时西欧的部分国家，开始受到其“内发”的现代化张力的冲击。而古老的中华帝国，在不断轮回的朝代更迭中，日益走到了辉煌历史的尽头，纵使改革也难以挽回其衰败之发展态势。晚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即是最好的说明。史学界对张居正改革失败的原因，讨论甚多，兹不赘述。本文试图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读这一幕历史悲剧，揭示其中“制度中人”①与制度②较量所留下的遗憾和无奈，以期对今天的制度改革有些许新的启示。

一、张居正改革的制度背景

    明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稍有不同的是，用内阁制替代了以往的丞相制。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旧制赋予丞相的权力过大，洪武十三年（1380），“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③，行政执行权归六部尚书，决策权则由皇帝一人掌握，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因此，权力高度集中是明朝政治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但皇帝的精力毕竟有限，单凭一己之力显然不可能决断天下浩繁之政务；再加之后世君主大多不能像开国皇帝那样“三十一年忧危积心，克勤不怠”、“昧爽临朝，日晏忘餐”④，到永乐时期，起先“官仅五品”、“只备顾问”⑤的殿阁大学士，就成了“常立御榻左”、“时言宫中”⑥参预机务的内阁大臣，明朝内阁制度基本形成。尽管明朝阁臣的作用与历代丞相并无二致，但在制度上还是有明显的差别。这主要表现在，历代丞相都有法定的权力，而明代的阁臣，包括首辅在内，其身份只是皇帝的顾问，法定的权力也就是“主票拟”。即阅读、分类官僚们递交的奏折，提出参考意见以备皇帝批红。因此，阁臣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他们的信任程度，皇帝对阁臣的票拟可以不予理会，也可以言听计从。正是这一相当有弹性“票拟”制，为后来张居正的改革提供了很大的制度空间。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张居正要与之较量的，似乎并不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制，而是在该体制运行过程中，由于某些正式制度长期失效或供给不足，而形成的非正式制度。或者说是官僚体系内经过长期权力博奕而形成的“潜规则”。而这些恰恰是真正得到了执行、影响了历史的制度。

    为了保障集权统治下的正式制度的实施，明朝建立了极其严厉甚至相当恐怖的监察制度，但事与愿违，明朝官僚体系内非正式制度却非常腐败。至万历年间，官风不正、吏治颓废、宗室骄恣等弊习已相当严重。当时，“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之权太重，举劾惟以贿是视，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①与官风不正相伴随的是吏治颓废。明中叶以后，国家的行政效率极为低下。诏令下到部院，很少认真执行，更无人核查。而宗室对上求亲献媚于皇帝，对下欺凌官府、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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