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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中人”与制度的较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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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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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杀伤力的武器便是考成法。通过考成法改革，张居正把考核百官的权力揽到了手中，这为他的改革计划成为政治体系中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可能。通过这些途径，张居正实际上掌握了帝国最高权力，在其任首辅的十年里，他不断巩固、运用这一权力向“时弊”发起了卓有成效的挑战。
从表面上看，张居正改革的是“时弊”，针对的是官僚、宗室利益集团。然而，当我们深究“时弊”之形成机制时，不难发现，所谓的“时弊”恰恰是与明朝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相伴生的。明朝是个人口较多的朝代，③社会事务浩繁，高度中央集权下的皇权在其统治领域内做出有效决策难度增大。与此同时，皇权控制官僚，有效贯彻其决策的能力却在下降。尽管明朝有相当严厉的管束官僚的正式制度，但由于一方面监督成本巨大，另一方面监督权自身的腐败，这些正式制度在执行时大大地走了样。因此，所谓的“时弊”正是行政决策权、监督权和行政执行权长期博奕后形成的均衡。按照诺斯的分析，这些塑造日常生活指引普遍世俗活动的“时弊”，乃是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加上其执行的方式的错综影响的共同结果。它虽然是低效率的，但却具有稳定性。④在这个意义上说，张居正改革实际上是与整个制度体系的较量。
张居正改革的展开贯穿着制度对变革的抗拒。张居正的改革进路是通过整治政治体系中的“时弊”，以保障农民的产权不受行政权力任意侵犯，从而繁荣国家经济、增加国家税收。虽然有一些改革方案（如整顿驿站、一条鞭法等）也降低了制度的交易成本，但改革最大的社会效应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一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过程势必会受到旧制度下的获益集团——官僚、宗室成员的抗拒。张居正凭着手中的权力，打破了政治体系中既有的力量对比，然而，他的新政终究难以成为政治体系内众多个体的自觉选择，在国泰民安、缺乏外在压力的政治体系内，似乎也没有人能认识到新政于国于民的重要性（包括万历皇帝在内）。很难断言，张居正改革若得以坚持，是否真能彻底改变明朝的制度面貌，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当张居正的逝世时，明朝的制度变迁尚没有进入“临界结合点”。①首辅逝世，与“时弊”较量的核心力量轰然倒塌，接踵而来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下，最高权力的重新定位和与之相伴随旧制度的反扑。旧制度下的获益集团——官僚、宗室成员与意在捍卫皇权的万历皇帝联手，不出半年，便彻底清算了张居正和他推行的新政。而清算他的理由便是制度曾提供给他的权力（如：箝制言官，专权乱政等）及制度曾留给他用手中的权力换取的私利（如：接受贿赂、任用私人等）。这个专断的权力，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曾赋予了身为首辅的张居正得以实现自身抱负，也成为了抗拒变革的制度报复张居正的武器。
四、“制度中人”变革制度的局限性
张居正是个有抱负、有作为的改革家，但他不是“救世主”。他也像其他普通人一样深深地嵌入在制度之中，是一个摆脱不了制度对其行为和视野约束的“制度中人”。
今天，当我们跳出那个制度背景，用历史的眼光回顾时，张居正所执着的权力并不是变革政治体制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因素。历史往后推，八国联军攻破国门，此后发生的制度变革告诉我们，外来的竞争压力是变革政治体制的巨大力量；历史再往后推，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革告诉我们，经济力量的发展是促使政治体制变迁的又一力量；历史走到今天，逐渐兴起的第三部门、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又将是变革政治体制的一个新生力量；技术进步、意识形态变迁……可能还有许多我们——今天的“制度中人”——的想象力无法企及的因素。然而，我们怎么能苛责封建专制体制下的张居正没有看到这些因素呢？退一万步讲，即使张居正认识到了以专断、随意之权力变革政治体制之不可行性，他能在当时制度背景之下有何作为呢？政治体制变革归根到底是一场集体行动。其成败关键在于改革后的新制度能否被大多数人自觉接受。难以想象，张居正如果在当时提出向正在开始现代化的“蛮夷”学习会得到同时代人的理解和支持（就像我们难以想象张居正会有这样的想法）。与其同朝的海瑞——以礼为教、清正廉洁的“海青天”——尽管其行为有传统儒家意识形态的支撑，但似乎也从者甚少（否则在明朝的历史上海瑞不该如此出名），并末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除了政治制度背景对“制度中人”的行为和视野约束以外，政治体系的一些固有的特点也加剧了“制度中人”变革政治体制的困难。首先，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本身是一个缺乏创新和学习机制的系统。官僚体制内个体不像经济领域内的个体，彼此是平等的行为主体，权力在官僚体系内是不对称分布的。下级的主要职责是服从上级，而不是表达自己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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