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更加剧了社会矛盾。伴随着政治危机，财政困难也接踵而至，特别是土地兼并之风愈刮愈烈，社会危机四伏。张居正忧心如焚：“生民之骨血已罄，国用之广出无经，……一旦或有饥荒盗贼之事，何以应之？”②改革势在必行。
二、张居正的改革悲剧
隆庆六年（1572），明穆宗病逝，年仅十岁的朱翊钧登极，改年号为万历（1573—1620）。同年，小皇帝的老师张居正在与高拱的权力斗争中获胜，荣升内阁首辅。在此后十年间，张居正在首辅的位置上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其“以平治天下为己任”③的政治抱负。张居正改革从整顿吏治入手，“在强公室，杜私门，省议论，核名实”，④推行以六部考察抚按、六科监察六部、内阁控制六科，层层制约、随事考成的考成制度；实行不拘资格、唯重实才的官员选拔政策；整顿流于形式、上司可随意考课下级的官员考核制度。改革在政治领域初见成效后，张居正深入到经济领域，其矛头直指以权谋私的官员和宗室。整顿驿站，杜绝官员、宗室假公济私的后门，以减轻百姓赋役负担；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缓减宗室和官员隐占土地，把国家税收加在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而出现的国匮民穷、社会动荡不安的危机。经过张居正十年殚思竭虑的改革，出现了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⑤，国库充盈，太仓粟可供十年，太仆金积存四百余万，这一自明初洪武、永乐以后从未出现过的新气象，史称“万历新政”。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张居正的改革悲剧在其逝世仅仅半年就迅速展开。其时，反张集团形成了“满朝争索其罪”⑥的强大声势，将张居正改革时重用的人统统罢去，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和官职。原来，对张居正尊崇倍至，信赖有加的万历皇帝，此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全面否定张居正的改革政绩，下诏，定其罪状有：“污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圣聪。私废辽王。假丈量田土，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⑦末了，还来一句，“本当破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⑧死者已矣，活者却在劫难逃。张居正的弟弟及儿子，或自缢身死，或发配充军，全家十几口人在抄家时，竟被官府锁在室内活活饿死，其惨状不忍卒想。
对于这一历史悲剧，史家大多认为是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⑨，或认为是年轻的万历皇帝发现自己崇敬了十几年的张先生，居然是个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却极其奢糜的伪君子，对张居正的惩处多少带有偶像破碎后的恼怒。①这些解释当然不乏深刻和精辟，但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万历皇帝不惜自毁新政，与死去的张居正争权？为什么这个万历眼中的“极其奢糜的伪君子”至死都在推行“招权贵们怨恨”的改革？而当我们把张居正置于当时的制度背景之中，从制度对改革者的束缚，以及“制度中人”殚思竭虑变革制度而无法克服制度中抗拒变迁的构造性因素来解读这幕历史时，或许能更深刻地理解这出“制度中人”与制度较量所留下的悲剧。
三、“制度中人”与制度的较量
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正如韦伯所指出的，是典型的家产制的官僚制度。它的基础不是官方的义务，而是个人的目的，不是对抽象规范的服从，而是一种严格的个人效忠。②张居正嘉靖十九年（1540）中举，万历元年（1573）任首辅，宦海沉浮三十余载，不仅深知官场各种正式和非正式规则，而且对当时的制度有极其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要解决当时的社会危机，首要之处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而变革政治体制关键在于拥有至上的权力。为了获得权力，“制度中人”张居正在制度提供的空间范围之内，发挥了很大的主观能动性。首先，作为小皇帝的老师，他在以明君之德教育小皇帝的过程中，不仅把小皇帝的思想融入了改革思潮之中 ，而且以严师的形象，在其心目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万历帝对他的改革方案言听计从，并毕恭毕敬地称之为“首辅张先生”。其次，张居正大大扩展了“票拟制”为首辅提供的权力空间。他不仅与秉笔太监合谋控制了“票拟”决策权，而且还通过暗示或“小纸条”让一些僚臣按其改革思路递交奏折，以减少改革阻力，加快改革进程。最后，张居正与制度较量最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