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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的“江湖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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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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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片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案典籍。楼成，极壮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2]
《宋稗类钞》卷之三“才干”曾总结数事言：
“大凡临事无大小，皆贵乎智。智者何？随机应变，足以弭患济事者是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球，司马温公幼年之击瓮，亦皆于仓卒之中，有变通之术。……赵从善尹临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内索朱红桌子三百只，限一日办。从善命于市中取茶桌一样三百只，糊以清江纸，用朱漆涂之，咄嗟而成。两宫幸聚景园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时刻。从善命于倡家取竹帘束之，顷刻而办。辛幼安在长沙，欲于后圃造楼赏中秋，时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办，惟瓦难办。幼安命于市上每家以钱一百，赁檐前瓦二十片，限两月。以瓦收钱，于是瓦不可胜用。嘉熙间，江西峒丁反，吉州万安宰黄炳鸠兵守备。一日五更探报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领兵迎敌。众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饭即至矣。’炳乃率吏辈携竹箩木桶，沿市民之门曰：‘知县买饭。’时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饭熟水。厚酬其值，负之以行。于是士卒皆饱餐。一战破寇。”[3]
以辛弃疾上马击贼，下马赋词之全才，犹能在毫不扰民的情况下，以极小的代价，几天之内经营起赏月之楼，也许是受到滕子京的启发。可见宋代官吏于公事俗务之干练，迥非腐儒之作为。
[1] 《容斋续笔》卷十四《用计臣为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排印本，303页。
[2] 《涑水纪闻》卷十，196页。此页下条即言滕贬岳州的原因即是公私不明：“滕宗谅知泾州，用公使钱无数，为台谏所言。朝廷遣使者鞠之，宗谅闻之，悉焚公使历。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职，徙至岳州。”当时泾州处在西夏前线，权财比岳州大得多。这桩案件还牵动了范仲淹、欧阳修为他辩护。所以修岳阳楼，他仍以不守会计制度闻，“一好遮百丑”，顺带洗刷了贪贿污名，复因范仲淹一赋而名动天下。
[3] 《宋稗类钞》，226-227页。
今之论者议论“江湖社会”者缺乏中立的价值基准，例有三大误区：
第一是每用“江湖”等同游离于近世法治社会之外的“黑社会”概念，直截套接古代社会成长过程中的公共空间。古代“江湖”社会处在未经法治规范的阶段，自不能与公共法制大体完善的近世社会相提并论。宋代以“冗员”著称于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集权”和“经济挂帅”两项既定方针，导致了政府管理重点的偏移，监管范围和部门增多，经济官吏数量异常庞大。[1]尽管如此，由于经济新兴领域多，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传统管理体制仍然照管不过来，难以避免产生自组织现象。[2]
第二是每好以政治性质的“秘密会党”，取代非官非私的公共空间。民国初自中山先生谈及洪门渊源，认为是反满复明的民族主义组织，复以武侠小说文学描述与懵恫学者论述交相扇炽，一时甚嚣尘上。民间组织的发展最终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但是不一定创始于政治诉求，尤其一开始就用秘密结社的形式诉诸暴力。我曾提出古代隐性社会最大的民间组织是商帮，可以参看。[3]
第三是每以“江湖”为“流氓（游民）”麕集地带，而非商业性公共社会。论者每以“寄生性”、“依附性”等蔑称谈论宋明笔记中的城市“闲人”，且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之类结讼文献为据，条分缕析当时“恶棍”如何包揽词讼，如何欺压良善等情事。殊不知这可能源于对传统话语的误读，或者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据《梦梁录》卷十九分释，“闲人”即昔日豪门清客帮闲、“闲汉”即今之旅游业，“专精陪侍涉富贵子弟郎君，游宴执役，甘为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员财主，到都营干。”“涉儿”则是服务中介业，“厮波”亦为特色服务业。出于制度原因两宋都城实有旅游服务需求，《西湖老人繁胜录》言：
“遇补年：天下待补进士都到京赴试。各乡奇巧土物都担戴来京都货卖，买物回程，都城万物皆可为信。混补年：诸路士人比之寻常十倍、有十万人纳卷、则三贡院驻着诸多。士子权借仙林寺、明庆寺、千顷寺、净住寺、昭庆寺、报恩观、元真观。太学、武学、国子监、皆为贡院、分经入试。每士到京、须带一仆。十万人试，则有十万人仆，计二十万人。都在都州北权歇，盖欲入试近之故也，可见都城之大。”
如大体属实，则仅此一项制度，对京城服务业的需求即可知晓。国家统一考试的制度延续至今，每年高考及入学时考生及送考亲属一时猬集之壮观场面，以及围绕“考试经济”与旅馆饭店之“经济增长点”的评论，以今度古，不中不远。宋人“江湖”派诗集中多侈咏如“江湖伟观”等临安胜景，即此之类，亦当时“考试”延伸到“旅游业”之一的证明。[4]曾有对这些都市服务业颇多轻视责难，以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之类的鄙谚，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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