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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的“江湖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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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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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农本经济立论可以理解。但今之论者仍旧沿袭这些观念就未免冬烘了。城市“闲人”与文化勃兴的关系，已有“休闲经济学”论述，不侈论。[5]
至于《名公书判清明集》之类结文书判牍，所引都是指控用词，依据中国传统“有罪推定”的法理，被指控者例先被谥以“恶名”，後人对被告情况缺乏了解，只能据官方一面之词加以推论。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 “误读”。倘若对被指控者多些了解，就会发现真相或非如此。
试举一证以供类推：朱熹与唐仲友的互劾案本为南宋著名“道学”讼案，复因“二拍”演为拟话本小说《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而名闻天下。而朱熹奏章就指控过唐“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如果不知道唐仲友的生平史实，不也类同《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方阎罗”、金千二和钟炎之类“市井无赖”了吗？其实戏曲《四进士》就展示过讼师宋士杰“构讼”的措辞技巧，这也是传统社会法律古老的文字游戏。[6]有的学人连京剧中的常识也不具备，故易无视古人，仓促立论，令人遗憾。另一例证，则是邓广铭年轻时曾写作有关陈亮的三篇论文，分别是《陈龙川狱事考》、《朱唐交忤中的陈同甫》和《辩陈龙川之不得令终》[7]，以叶适等友人证言对陈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以及“死于非命”的宋人种种传说进行了辨证。设问当初陷陈于狱，必致死罪的判词状文，又该作何措词，以何铺张？运用法律文书典籍固然必要，信用过实也有瑕疵。
受到郭毅生《论新兴市民等级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一文启发，罗尔纲在《〈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结末曾说，天地会的创立“和当时中国南方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平民势力的发展，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关于这方面，还有待于同志们进行深入的研究。”[8]虽然还格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但毕竟从更为广泛的背景下提出了同一问题，可惜至今未能受到充分重视。
目前虽然还不能对宋代的商业的规模，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作出准确的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突破了传统的经济结构和制度框架，呈现出与前後朝代大不相同的社会特点。在为宋代“江湖”社会正名之後，我们就容易理解当时的商业中心主义开拓出多么大的公共空间，这正是公共道德和新型人际交往需要拓展的领域。“义”之为“谊”，正在此处。《水浒传》借以建立的隐性社会及“梁山泊英雄大聚义”，也是立足于这样的社会基础，亦为继宋而至的元代社会汹涌澎湃的关羽崇拜热潮预设了条件，另文再表。
（原载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藉研究所张其凡、范立舟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1] 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冗官冗费》条。中谓“王禹偁言，臣藉济州，先时只有一刺史，一司户，未尝废事。自後团练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监酒榷税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见《禹偁传》）杨亿疏言：员外加置无有限数，今员外郎至三百余员，郎中亦百数”。按《容斋随笔》卷七：“赵韩王佐艺祖，监方镇之势，削支郡以损其强，置转运、通判使掌钱谷以夺其富，参名京官知州事以分其党，禄诸大功臣于环卫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骁锐于殿岩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审官用人，一切施为，至于今是赖。”说明置官首先出于中央集权的需要；二是重商政策导致财政管理官吏增加，例如数量最多的“员外郎”之置，《宋史·职官二》：“户部，掌天下户口、税赋之籍，榷酒、工作、衣储之事，以供邦国之用。副使：以员外郎以上历三路转运及六路发运使充。判官：以朝官以上曾历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充。三部副使各一人，通签逐部之事。旧以员外郎以上充。”三是顺应商业空间扩大而加置的监酒榷税之类行政管理人员。宋代冗官之多还有其它原因，但经济管理官吏的增设亦为重要因素，导致宋代官制自有特色，不可一笔抹杀。
[2] “自组织”是基于现代“耗散结构“、“系统论”和“协同学”移植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观念。自组织系统的一个重要性质是，必须不断重新制定目标，必须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协同学创始人德人哈肯曾类比说：“在无生命自然界中，例如在水的液相或固相中，各个分子相互间有一定方式的排列关系，而这种关系又转而决定水或冰的宏观状态。人类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在不同的政府形式中也是不同的。”（《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P168）美国E.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认为：“细胞、器官、生物体，以及生物体组成的群体和社会都是自创生系统；它们自己更新自己，自己修复自己，并且自己复制自己或自己生产自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P45）“虽然个人的行为举止部分受到有意设立的规章制度的指导，但最终形成的秩序却是自然而然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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