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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西晋商业的发展及其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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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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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用品成为商品者，例见《晋书》卷９５《艺术·淳于智传》和前揭《葛洪传》。至于金银珠宝和珊瑚宝石成为商品之例，据《晋书》卷５７《陶璜传》云：“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并从之。”不仅有专门的商品珠宝生产者，而且珠宝按优劣论价。
从商业活动存在的范围来看，“都有专市之贾，邑有倾世之商，商贾富乎公室”［（２４）］，不仅各地都邑城市里有供贸易的市，一批商人在这些市场中获得了雄厚的商业资本，而且在边陲地区和经济尚处于开发进程中的岭南、河西地区，商业均未被排斥在整个社会经济之外。如地处西北的河西地区。史称泰始中，河西地区“钱遂大行”［（２５）］。岭南之交、广一带，甚至存在有合浦郡那种单一以商品生产作为经济生产、依靠商品交换而获得粮食的地区。
从商业活动中的关系来看，自汉代出现的“驵侩”［（２６）］一类的经纪人，这时已经专业化，以至《晋书》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２７）］法令上对这类人身份特征的规定，既反映出这个阶层人数的增多，而且表明西晋政府对商业交换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此外，从某些迹象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商业活动中已出现了信任文书。我们知道，早在汉代时，买卖土地都要立“地券”［（２８）］，但从文献所载来看，那时的商品买卖中并没有出现文契。而据《隋书·食货志》：“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似乎商业活动中立文券的作法是东晋时期才开始。实则不然，早在西晋时就已经出现了。不仅《全晋文》中有“奴券”说明买卖奴婢立券，而且现存有太康年间《杨绍买地莂》和元康年间《公孙仕买地文书》。更可为证的是前所云王濬军中“诸有市易，皆有伍任证左，明从券契，有违犯者，凡斩十三人。”因此，我们认定西晋时已出现了东晋那种买卖奴婢、牛马、田宅立文书的情况，只是当时可能还不是为了收取东晋时那种交易税—估税而已。
就最能反映和体现商业发展水平的货币经济来说，西晋较三国时期任何一方都有所发展。
三国魏文帝时，曾废钱专用谷帛为货币，久而弊端丛生，故魏明帝时“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２９）］有人在谈到西晋的货币经济时，抓住“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一语，认为西晋没有自己的货币，只使用曹魏明帝以后铸造之五铢钱。这种看法，我认为是颇成问题的。
曹魏自明帝于太和元年［（３０）］冶铸五铢钱以后，使用钱币的事实增多，说明开铸以后，钱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了作用。然而，明帝以后二十多年，曹魏就亡国了，货币经济不可能达到很高的程度，况且当时的商业活动中，实物货币所占比重仍然很重，故曹魏时五铢钱的铸造数额应是有限的。然则，西晋一代，钱币的使用却多得惊人，我们仅从《晋书》中所载这一时期用了赏赐的钱币数量之多，便足以说明西晋时期所使用的货币绝非魏明帝以后所铸的那点五铢钱。
据《晋书》所记，西晋时共有王祥、郑冲等二十三人被赏赐钱币，累计达一千一百一十万。被赐的时间从西晋立国到灭亡，各个时期都有。其中泰始年间最多。政府能够如此频繁地赏赐臣下钱币，表明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的钱币。至于个人手中拥有的钱币，更是多得惊人！除了何峤那样的“钱癖”［（３１）］之外，据说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３２）］《晋书》卷５５《裴秀传附裴楷传》说：“梁、赵二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楷岁请二国租钱百万，以散亲族。”王浑之子王济在洛阳地价高昂时，“买地为马埒，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他与王恺斗富，”以钱千万与牛对射而赌之。”［（３３）］王戎“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女适裴頠，贷钱数万，久而未还。”［（３４）］庾峻之子敳”有重名，为缙绅所推，而聚敛积实，谈者讥之。……时刘舆见任于越（即东海王越—引者识）人士多所拘，惟敳纵心事外，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豪富，说越令就换钱千万，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于众坐中问于敳，而敳乃颓然已醉，帻坠机上，以头就穿取，徐答去：“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矣。”［（３５）］《晋书》卷５３《愍怀太子传》云西晋“东宫旧制，月请钱五十万，备于众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见，西晋时钱币之多！
如此之多的钱币，显然不是曹魏旧钱，西晋时肯定铸造了大量钱币。只不过是西晋时铸造的钱币在形制上继承了曹魏旧钱，而无创建。
西晋货币经济发展的程度，达到了“凡世之人，惟钱而已”，“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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