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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西晋商业的发展及其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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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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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立即就参预商业活动，把商业的活动区域伸展到了交广等边远地区。竟陵王司马楙，“遂殖财货，奢僭逾制”［（９）］。把经商所得作为奢侈挥霍之资。著名文学家陆云为吴王司马晏郎中令，司马晏派部将覆察诸官钱帛，陆云劝谏说：“伏见令书，以部曲将李咸、冯南、司马吴定、给使徐泰等覆校诸官市买钱帛簿。”［（１０）］吴王司马晏的部下都有从事“市买钱帛”的簿册，足见吴王的属吏都与商业相干且有相当的规模和时间。石崇任荆州刺史时，干脆派人抢劫商旅，以此作为致富手段［（１１）］。此类例子，反映了官僚经商的普遍性。
官僚们竞相经商，百姓们也就不会袖手旁观。《晋书》卷４９《阮籍传》云：“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这是专门在乡间卖酒的女商人。庾峻的父亲庾道：“养志不仕。牛马有踶齧者，恐伤人，不货于市。”［（１２）］看来庾道是个专门放养商品牛马的商人。《晋书》卷７２《葛洪传》云：“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则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葛洪少时虽不是象商人那样通过伐薪来获取利益，但他的行为具有商人的某些特征，至少反映当时民间存在商业活动。后来十六国时期的风云人物石勒，在晋末“随邑人行贩洛阳”［（１３）］，说明石勒的家乡上党有不少人从事长途贩运。民间个体的商业活动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例子不独石勒及其邑人，而且还有南北间和中外之间的商业活动。前者如蜀地一妇人，见当时北方尚无饮茶之俗，便变通茶之用法，卖茶粥于洛阳南市，企图获取大利，结果事与愿违，因市吏少见多怪，不仅不让出售，而且还打破了她的器物［（１４）］。此老妇能够从蜀地来到洛阳经商，一则表明当时蜀地有通往洛阳的商道，再则反映当时商人信息很灵通，活动能力很强。后者如佛图澄“尝遣弟子向西域市香”［（１５）］，私人性质的贸易跨出了国界。
经商者既然有官僚、平民百姓，这就表明了当时私营商业在社会阶级结构上具有广泛性。但是，这不足以代表西晋时商业性质的全部内容。除私营商业而外，官营商业也占有一席之地。史称：“及晋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时谷贱而布帛贵，帝欲立平粜法，用布帛市谷，以为粮储。”［（１６）］官府所组织的“用布帛市谷”，实际上是官府用布帛作为货币向民间购买粮食的商业行为。王濬统军时，“诸有市易，皆有伍任证左，明从券契，有违犯者，凡斩十三人”［（１７）］。王濬军中的官营商业行为，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制度，有伍任证左，立有文书。至于《晋书》卷８２《王长文传》所说：“太康中，蜀土荒馑，开仓振贷。长文居贫，贷多，后无以偿。郡县切责，遂表文到州”，更是官府利用荒年，向百姓进行高利贷剥削的事实。
从商业活动中被当作商品的物资来看，包括奴隶、粮食、食盐、酒、经济作物、牲畜家禽、纺织品，药物、杂用器具、金银珠宝、珊瑚宝石和香料等，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是。《奴券》说石崇买奴，“使下绢百匹。”［（１８）］表明奴隶价格用绢来衡量。粮食为商品的例子，不仅从《晋书》卷５９《齐王冏传》云其辅政时“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反映当时有专门的粮食市场，而且《晋书》卷４《惠帝纪》记永平七年“关中饥，米斛万钱”，太安二年“米石万钱”。同书卷５《孝愍帝纪》记建兴四年“冬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晋书》卷２６《食货志》也说武帝“用布帛市谷”。食盐为商品的例子，如郭义，“采竹叶果实，贸盐以自供。”［（１９）］酒为商品，例如前揭阮籍常饮处。经济作物被当作商品出售者主要有瓜果、蔬菜、山林产品等。其中蔬菜和山林产品见前揭《愍怀太子传》和《葛洪传》，瓜果则如王戎“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２０）］牲畜家禽成为商品者，如前揭《庾峻传》中的牛、马和《愍怀太子传》中的鸡。药品成为商品者，如史称李胤“儿病无以市药”［（２１）］，夏统“母病笃，乃诣洛市药……统时在船中曝所市药，诸贵人车乘来者如云，统并不之顾。”［（２２）］纺织品成为商品者，我们从董京“初与陇西计吏俱至洛阳，被发而行，逍逢吟咏，常宿白社中。时乞于市，得残碎缯絮，结以自覆，全帛佳绵则不肯受”［（２３）］一事，可以得到证明。杂用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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