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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土木工程建筑业，专管修城、建房、筑路、造车及宫室营造事务。《徭律》说：“度功必令司空与匠度之，……而以其实为徭徒计”。即在估算工程量时，必须有主管官员司空与匠人一起计算，再按工程量算出所需民工徒众的数量。据《司空律》看，为土木工程建筑干活的大多是服劳役的民工和大批刑徒，还有以劳役来赎债的人，及公、私各类奴隶。单从秦始皇修筑阿房宫、长城所用数十万民工计，这一官营工程建筑业的规模是后人难以设想的。近日出土的秦兵马俑，更说明了这问题。
从秦律看，还有漆园的种植与生产，《秦律杂抄》载有对漆园生产作评定的律文。铸钱币的官府手工业，《封诊式》载有不允许私铸钱币的案例。酒类的生产，《仓律》要求：“别粲、糯之酿，岁异积之，勿增积，以给客”。《厩苑律》中对评比耕牛成绩优秀的，“赐田啬夫壶酒”。可见官府有自己专门的酒类生产作坊。最有意思的是，官府手工业除生产自给外，还有商品生产，并在专门的官府市出售。《关市律》规定：“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很明显，这一条法律在于防止官府市的营业员贪污，朝廷煞费苦心所拟制的这一法令告诉我们，当时官营商业的普遍性。如蜀守张若在成都置盐铁市官的同时，“修整里，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１）ｅ］说明咸阳诸城镇官府市的规模更可观。
综上所述，秦国的私营工商业在长期压抑束缚下，步履维艰，很难发展；而官营工商业在国家扶持下，品种齐全，规模可观，产量浩大。两者的确切比例已无法估算，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时秦国的官营工商业占据着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 三
秦的国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还有一些有力的佐证。我们先看“啬夫”官职的普遍设置，秦律中有大啬夫、县啬夫、官啬夫、田啬夫、仓啬夫、库啬夫、亭啬夫、司空啬夫、厩啬夫、皂啬夫、苑啬夫、工室啬夫、漆园啬夫等十多种，实际社会中恐怕还不止此数。其中大多数为基层管理经济部门的官员，加上其佐官、工师、曹长等，数目很是庞大。高敏指出：“秦时封建的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特别是由于土地制度方面存在着封建的土地国有制。……正因为如此，就引起了设置各种‘官啬夫’以管理国有土地、耕牛、农具、种籽以及大车的制作与维修，仆役的征集与奖惩等等的需要”。［（２）ｅ］一句话，就是大量的国有制经济部门需要有关的各级官吏去管理。我们看到汉代“啬夫”官职的设置要明显少于秦代，主要只有乡一级的“乡啬夫”，“职听讼、收赋税”［（３）ｅ］而已。为什么秦汉官职设置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高敏指出：“是同秦汉社会的封建国有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重不同有密切联系的”［（４）ｅ］。很有卓见。拙作《论两汉地主阶级的形成及其性质特证》［（５）ｅ］详尽论证了两汉土地私有制相对成立的过程，再加上两汉私营工商业在较为松弛的统治下发展迅速的情况，都互相参证了上述观点的正确性。
我们再来看秦国实行的禀给制度，或可称国家供给制。据《金布律》、《仓律》、《司空律》、《传食律》、《佚名律》的记载，秦时由官府禀给的对象是十分广泛的，几乎包括所有官府的奴隶、各类工匠、各种刑徒、现役军人和各级大小官吏，皇室人员自不必多言，甚至包括外来的宾客。自然对各种人，禀给的内容和等级的差别是很大的。对于奴隶、刑徒和军人主要禀给衣、食，而对官吏则优待有加，不但衣食俸禄，官府并配给厨师、车夫、车辆，直至牛马的饲料，官员出差时还给予“传食”津贴，传食津贴除了粮食，甚至包括酱、菜、盐之类。
我们知道，秦国的官奴、刑徒、军人、官吏的数目都十分庞大，而国家要维持如此完整细致的禀给制度，如没有一定的物资基础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些物资便主要得依靠国有制经济各部门的相当规模的生产。
其国有制经济的规划性也相当突出，且管理严格。《商君书·徕民》提出“制土分民”的原则，计算出地方百里有可耕地五百万亩左右，“可食作夫五万”，即每户授田一百亩，可授五万户。这授田制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第五年，估计可以授出的全国土地已差不多都已授完，便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袁林指出：“‘使黔首自实田，’就是命令黔首自己去充实（充满、具有）土地，即命令黔首按照国家制度规定的数额，自己设法占有定额的土地，国家不再保证按规定授田”。［（１）ｆ］直到这时，有规划的授田制才告一段落。
从《仓律》内容可以看到，国家主要使用仓库加强对粮食诸农产品的管理。首先谷物、刍、等入仓，都要登记封印，统计后向朝廷内史上报，同时上报当地食取口粮人员的名籍，及一些其他费用开支，这样朝廷便可掌握各地粮食诸农产品的收支情况。仓库进出都要称量核对，物资如有被盗、损失、误差，都要处罚有关人员。可以说，仓库是国家农业生产规划运作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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