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试论六朝时期广西地区的农业 |
 |
时间：2009-7-24 13:52:48 来源：不详
|
|
|
来看，包括广西在内的岭南人民当时是懂得以绿肥施肥了的。《齐民要术·杂说》中说："计经冬一具牛，踏成三十车粪，至十二月正月之间，即载粪粪地。"这就是有名的"踏粪法"。在广西地区六朝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许多家禽舍、牛圈等模型。牲畜圈养，不仅有利于其本身的喂养，而且有利于积肥。《齐民要术》中讲到养牛马驴骡等时说："至于粪溺，自然一处，不需扫除。"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圈堆肥的存在。汉代广西出土的一些上层住人下层养牲畜兼具住人与积肥两种功能的"杆栏"建筑模型，应该反映的是现实的生活，这种建筑形式在六朝时期仍应该广为流行。
粮食的品种也有了增加。早在汉代广西的水稻已有粳稻、籼稻等品种。到六朝时又增加了糯稻。《南方草木状》记载以草曲"合糯为酒"。糯米酒的酿造表明当时已经有糯米的品种了。据《齐民要术》所引，西晋（公元265-316年）的水稻品种有"虎掌稻、紫芒稻、赤芒稻、白米稻。南方有蝉鸣稻、七月熟。有盖下白稻，正月种，五月获，获讫，其根复生，九月熟。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汉稻，七月熟。此三稻，大而且长，米半寸，出益州。"从西晋的地望来看，文中的"南方"当指岭南地区。葛洪《抱扑子》曰"南海晋安有九熟之稻"。所谓"九熟之稻"应该指的是在九个不同时间收获的诸多水稻品种。除了水稻外，当时还大力种植旱地作物。西晋时杜预曾提议在南方打破"以水田为主"的传统，大力推广"陆种"，"大种五谷"(10)。宋孝武帝即位之时，周朗上书曰"田非繮水，皆饰麦菽。"(11)《齐民要术》引《异物志》说："甘薯似芋，亦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专食，以当米谷，蒸炙皆香美，宾客酒食施设，有如果实也。"《晋书·五行志》所记载的"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无麦禾，天下大饥"的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旱地作物在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的重要程度。
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精耕细作方式的推行，这时期广西地区粮食产量已经很高了。《水经注·温水》记载当时岭南"米不外散，恒丰为国"。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当时的粮食产量到底如何，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分析来了解当时广西粮食产量丰足的情况。首先从当时的人口数量来看。据刘希为、刘磐修研究西晋岭南实际人口总数为2075,068人，比东汉增长了60%，而南朝宋时岭南的户数比晋初更是增长了53%(12)。可见当时人口数量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广西人口的增长也应不少。要养活这么多人没有充裕的粮食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我们在墓葬当中发现了当时盛储粮食用的谷仓模型，这应当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列宁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说："经济的真正基础是粮食储备。"(13)汉代的人们就十分注意粮食的储备，晁错在其《论贵粟疏》一文中就提出了"广蓄积，以实仓廪"的主张。六朝时期广西谷仓的发现，表明当时的粮食产量是比较富足的。另外，我们还发现了许多家禽舍和牲畜模型，表明当时家畜饲养已经十分发达。而大量牲畜的喂养是需要以足够剩余的粮食为基础的。大量青瓷酒器的发现，也让人感到了当时酿酒业的兴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粮食的富足。墓葬中出土的青瓷骑俑、陶牛车、陶伺俑和手持武器的部曲以及滑石买墓地券等无不反映了当时农业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另据史载，梁末陈霸先曾经在大庾岭一带筹集军粮五十万担。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当时有一百四十万人口的建康，城内七大官仓储备粮食也就五十万担(14)。大庾岭一带能筹集到这么多粮食说明当时这里粮食相当富足。广西的粮食生产情况也应该大体如此。
在耕作的面积上也有了很大的扩展。六朝时期，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在民族地区设立左州、左郡、左县。它以民族聚居地区为行政区划，少数民族保存其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文化习俗，左州郡县官吏用汉人，也有用少数民族首领充任，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据《南齐书·州郡志上》卷十四记载，越州就是为了震慑和开发俚人地区而设立的左州。据统计，南朝时共在俚人地区设左郡八个，左县二十三个。左郡、左县的建立对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地区经济开发具有重要意义。伴随着工具和耕作方式的改进以及南来汉人的影响，当地更多的土著人转向了农业。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巢居崖处，尽力农事"(15)，开拓垦荒，使广西农耕区由汉代呈带状的河谷冲积平原扩展到深山腹地和边远山区，并联为一体，成为名副其实的重要经济区域。
牲畜饲养业的发展是此期广西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文献和考古材料看当时广西的家畜、家禽饲养业已经十分发达了。在考古材料中存在着许多家畜、家禽饲养的例证。例如1984年在桂林东郊发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