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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北魏田制的“設計者”，對西晉情況的瞭解，應該要遠遠超過對井田制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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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據蔣福亞先生的統計，在嘉禾吏民田家莂中，“嘉禾四年租佃畝積及其租佃名稱較爲清楚的約614戶，其中81戶租佃餘力田。”(上引文，第246頁)有餘力田的田家佔整個田家的13％。蔣先生統計的嘉禾五年有餘力田的田家有114戶(第247頁)，除去殘簡及均爲旱田和畝收五鬥八升這一特別情況，總的戶數爲1155戶，有餘力田的田家在全部田家中佔到近9％。從田地佔有的實際情況看，嘉禾四年餘力田在全部田中佔近9％(見該文“表二”，第248頁)，嘉禾五年的比例則是2％強。
關於中國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問題，過去學術界曾展開過激烈的爭論。大致而言，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爲是土地國家制，一種認爲是私有制。
古代中國的法權觀念與西方的法權觀念有相當大的差別，逭一方面表現爲國家的強制力更大，可以用強制手段將本屬個人私有的土地予以剝奪(這類例子舉不勝舉，最著名者如八旗圈地)；這還不考慮死絕戶或無主荒地之歸國有，也不考慮所謂抄家是否合理。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將國家土地(稱作官地或公地)私有化的情況；這也不考慮個人之間存在的土地所有權的含混乃至轉移，如所謂永佃權的問題等。這就使這一問題變得異常複雜。我們祇有因時、因地、因情而進行具體的研究，纔可能對這一問題有一具體的認識和理解；對它進行泛泛的定性的論說，不僅使複雜問題簡單化，同時也對我們認識問題毫無助益。因此，我們不僅要注意公田、私田的劃分，還要注意二者之間的轉化。漢晉間屯田制的變化，正爲我們提供了私田公田化和公田私有化的例證。”當然，在田地官有的情況下，必然會出現私有化的田地和完全屬官府所有的田地的劃分，而且遣部分私有化的田地，又一定會成爲整個田地私有化的先聲或契機。可以說，雖然存在土地官有、私有的並立或轉化，但從總的趨勢上說，其主流卻是官地的私有化和田地私有的維持。這或許是農業社會中，農業耕作得以持續發展的一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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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柳春藩：《論漢代“公田”的“假稅”》(載其《秦漢魏晉經濟制度研究》)已指出在漢代“假民公田”中，存在政府給予百姓田地的情況。高敏：《論漢代“假民公田”制的兩種類型》(載其《秦漢史探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又明確將此稱爲“授田型的‘假民公田’”。漢晉間將作爲公田的屯田予以私有化，可謂淵源有自。
附記：本文提交本所學刊後，承林甘泉先生審閱。他對“二年常限田”和“餘力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認爲：
“二年常限田”與“餘力田”的區別是一個重要問題，作者認爲“二年常限是指以
二年爲周期，進行輪耕或休耕的田地”，休耕之說可從，但“常限”何解仍未說明。把
“常限”與“餘力”聯繫起來考慮，似可認爲，募民屯田，田家授田有固定配額，故曰
“常限”。在配額之外，如有餘力，可申請多領地種，這部分土地就是“餘力田”。“常
限田”是封建國家按勞動力平均所能負擔的耕地畝數分配的，是民屯必須保證的基本收入，所以稅(租)米畝納一斛二斗，“餘力田”是屯田民已盡了耕種配額土地之外領種的土地，所徵收租(稅)米當然不能與“常限田”一樣，而是要輕得多(畝四斗左右)，這樣對屯田民才有刺激、鼓勵的作用。文中引司馬芝奏書、曹魏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似對理解孫吳民屯“常限田”與“餘力田”之分可有所啟發。
林先生的看法對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這一問題有很大啟發，現徵得林先生的同意，予以刊出，並謹致謝意。
另，本文草成，曾在本所青年史學沙龍舉辦的“中古史研討會”和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羅新先生主持的“吳簡研討班”上討論，是正頗多，特此致謝 << 上一页 [11]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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