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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的情況比較普遍，如係偶發事例，就不會引起專管屯田事務的大司農司馬芝的不滿和反對。第二，這些情況發生在黃初以來，與“專以農桑爲業”的曹操時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第三，屯田民外出從事商業等雜事，說明國家開始放鬆了對屯田民的控制。第四，“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即屯田事務中出現了剩餘勞動力，這爲他們從事農事以外的活動提供了條件。
其實，這樣的事情不止發生於大司農所統領的民屯系統，普通百姓中也多有此事。就在泰始五年(西元269年)正月癸巳，頒佈了“敕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力，禁遊食商販”的詔令。②這與司馬芝的上奏就在同時，但他卻衹強調了典農部民，而不及普通民眾，這一方面是因爲他是典農系列的主管，所以格外注意其所屬的動向。另一方面也因爲普遍民眾的這種行爲是可以被允許，至少不屬於違反制度的行為，而典農部民之所爲卻違反了祇務農而不得從事其他雜事的規定；這種違規行爲，恰恰說明這時對屯田民的管制正在鬆弛，這種鬆弛意味著屯田民開始“普通民眾化”。這個變化開始發生的時間，是“黃初以來”。
募民屯田時，官府要有一定的優待政策，這種優待政策中是否包括對他們的役的減免，不得而知，但這種優待是有時間性的。司馬芝上奏的出現，使我們知道屯田民從黃初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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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國志·魏書·司馬芝傳》，第2冊，第388—389頁。
三、民屯的廢止與西晉的田制：關於中古田制演變的一些思考
西晉在平吳之後，頒佈了包括占田、課田內容的戶調式。關於占田、課田的內容，學界有過很多討論。一種意見是把課田理解成包括在占田數之內，即課田有五十畝，另有超出課田之外的二十畝。另一種意見認爲課田是在占田之外的田地，即五十畝是課田，另外的七十畝是占田。當然，兩種不同的理解，導致了對民眾所應嚮政府承擔的租稅負擔也有不同的理解。同時，對占田、課田的畝數，我們也祇是依據法令來說的，實際情況恐未必如此。但是，不管怎樣理解，民眾所擁有的田地分作兩部分，當是不爭的事實。從田制的角度來看，爲什麽要將田地分作兩個部分呢?持勞役地租說的學者，當然可以將此追溯到井田制下的公田、私田的劃分上，但是，井田制破壞時日已久，雖不時有人提出恢復井田，終究不過是說說而已，事實上是不可能做到的；況且，從歷史承續發展的角度來看，兩漢並沒有這樣的傳統。西晉實行這種田制的直接淵源是什麽?對田地作這樣劃分的意義何在(能說明什麽)?爲什麽要在平吳之後纔實行這種田制呢?——也許，把它放到漢晉之間田制演變的過程中，會有助於我們的理解。
西晉直接繼承的是曹魏的制度。即以曹魏所實行的民屯而言，所屯之田屬官府所有，從事屯田者由區別於普通民眾的另一套系統來管轄，這就把田地和民眾劃分成了兩大部分。但從田制的角度看，自漢以來就有公田與私田之別；曹魏實施屯田時，屯田屬公田，非屯田者屬私田，既淵源有自，又在情理之中。但西晉的占田、課田之分，絕非公田與私田之別。然而，正是屯田的私有化爲我們理解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突破口。
從理論上說，屯田是最能保證耕者盡力墾種的一種方法，同時也是可以有效地限制土地兼併的一種方式。但在事實上卻並非如此。在歷史上，民屯始終不佔屯田的主導，在施行時也是時斷時續。究其原因，這種方式不利於調動耕者的積極性，影響著耕者對地力的維護與保持，進而影響到農業收成。西晉傅玄在其上疏中就提到這一點：
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①
由於收穫量變得越來越少，纔強迫田兵多加耕種，企圖通過“多其頃畝”來增加收穫；頃畝的多少可以作爲量化要求的目標，而很難有一種方法能促使耕者都盡心竭力。民屯的田家，其待遇要高過屯田的田兵，但這樣的類似於消極殆工的做法恐怕是共通的。
有鑑於此，魏晉之際，北方開始廢棄民屯。咸熙元年(西元264年)、泰始二年(西元266年)先後兩次頒佈詔令，罷屯田官爲郡縣，以均政役。廢止民屯，屯田民完全變成了普通民眾，他們向國家所承擔的賦役義務便自然與普通民眾相一致了。與此相關，他們所耕種的這些原本屬於國家的土地，即使沒有作出變成私田的規定，實際上是承擔與私田同樣的租稅；如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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