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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郡緱氏縣的士家也是田兵”，將士家與田兵聯繫了起來。(見其《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33頁。)黃惠賢：《試論曹魏西晉時期軍屯的兩種類型》(刊《武漢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則進一步對此進行了論證。
② 如張澤鹹《中國屯墾史》中冊第一章第四節中說：“魏、吳國內都設有民屯，蜀漢卻始終無此蹤迹。”(第40頁)第三節中說：“孫吳時，屯兵、屯民如何組織生產。記載不很明確。”(第23頁)
③ 所謂“各地”衹是泛言，其實曹魏的民屯有地區性，並非在其統治境內均有民屯。參柳春藩《關於曹魏屯田的規模問題》，載其《秦漢魏晉經濟制度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 《三國志·魏書·袁渙傳》，第2冊，第334頁。
去，不願被募則可不去。如果此處的“募”完全是強制而絲毫沒有相關的應募的優待，那就談不上“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樂者勿彊”了。曹操時，鎮關中的衛覬針對的信中，談到流亡荊州的關中之民重新歸來後，“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的情況，在給荀彧的信中提出了應對辦法：
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散放。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
荀彧將此報告給曹操，“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官鹽，司隸校尉治弘農”①。擊破黃巾後，採取強制手段使之屯田，牛犁的供給是確定其與官府分成比例的標準；此處官府以賣鹽所得，為之購置犁牛，是與諸將爭奪還民的優惠條件或手段，所以不可能像對待黃巾餘眾那樣對待這些從荊州返回的民眾，否則就不可能有效地與諸將爭奪這些還民。②這個事例可以說是對上述袁渙所言的證實。西晉傅玄在其所上便宜五事之第五事中建議：“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③其時屯田未廢；“重其復除”，即大幅度減免應募前往屯田的民眾的賦稅力役等負擔。接受這些優惠條件，前往屯田的民眾，被稱為“樂徙民”，也說明其並非完全是被強迫。應詹在東晉太興二年上表，稱“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④以前許多學者用這條材料來說明屯田客是否需服役；實際上它說明的一般募民屯田的情況，而不是軍事化管理的民屯情況。它說明瞭在募民屯田時，政府給屯田民的優惠政策。當然，應詹所言，主要是想讓東晉政府採取屯田的方式；對曹魏屯田所實施的具體情況，則是言之大概，我們不可過於拘泥，來——坐實。
兩漢、三國的屯田民中，有相當部分來自於“募”。對此，我們過去過多地看到的是名為招募而實為強制的“強制”這一面，但既然名為“募”，就一定會多多少少有一些表示其為“募”的待遇或酬資。漢代在募民實邊時，常常將刑徒免罪爲屯田民，免罪即募的表現。後漢章帝在發生牛疫，穀食連年減少的情況下，於元和元年(西元84年)二月甲戌下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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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國志·衛覬傳》，第3冊，第610—611頁。
② 還民的賦役負擔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可以得到減免，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中也有他們的記錄，參看孟彥弘《釋“還民”》，載《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讀史剳記·走馬樓吳簡研究”。
③ 《晉書·傅玄傳》，第5冊，第1322頁。
④ 《晉書·食貨志》，第3冊，第792頁。
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①
此雖非屯田，但遷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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