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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田者到肥饒處，並給予種種優惠而稱為“募”，也可見“募”之含義。因此，曹魏、孫吳存在這種更具“募”的特性的民屯方式，可謂淵源有自，它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恐怕是當時民屯的一個主要方式。如果我們把曹操破黃巾、以其資業及降附口實行軍事化管理的屯田視作民屯，那也是在特定條件下的一種特殊的方式，未必有多大代表性。
與此相關，對屯田民的服役問題也可以有些新的認識。
這個問題，過去爭論較大。一種意見認為不必服役②，另一種意見則相反，認爲屯田民也需服役③。既然民屯並非祇有一種，對屯田民是否服役的問題，也就應當分別作具體的分析。許下那種軍事化管理的民屯，屯田民要將其收穫物與官府四六分成或對半分成④；在如此沈重的租稅之下，他們不可能另外再向國家承擔役的義務。從制度的層面來說，田兵不必向國家服役，負擔與田兵一樣重的這種屯田民也應當不必服役。⑤因此，祇有官府通過提供一系列優惠條件招募百姓前往屯田的情況，纔有屯田民服役與否的問題。但以往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因爲沒有認識到這種區別，自然不易有較恰當的理解。最典型的一條材料就是毌丘儉、文欽在起兵反司馬氏時，所上表文中列舉司馬氏的第十一條罪狀，稱“募其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唐長孺先生認為這是司馬氏違反了屯田戶不服兵役的規定⑧，高敏先生則認為屯田民本需服役，司馬氏募其爲兵，以免除徭役、賦稅爲獎勵，破壞了屯田制。⑦但從表文所言，我們並不知道“募取屯田”之“屯田”所指究竟爲哪一種屯田民，所以恐不能據此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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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後漢書集解》卷三，上冊，第80頁，中華書局1984年影印虛受堂本。
② 唐長孺：《西晉田制試釋》“曹魏屯田制度的意義及其破壞”一節中，特別談到了“當時屯田戶可免兵役”，見其《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4l一42頁，及第4l頁注l。
③ 參高敏《關於曹魏屯田制的幾個問題》第三節“關於曹魏屯田制下的屯田民有無徭役、兵役問題”，載其《魏晉南北朝經濟史探討》，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張澤鹹：《中國屯墾史》中冊第一章第二節。
④ 直到西晉泰始年間，纔有人提出要改變田兵與官府的分成比例。《晉書·傅玄傳》載，其時發生水旱之災，傅玄上便宜五事，其中第一事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熟，徒喪功力而不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眾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歡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宮中分，則天下兵作歡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第5冊，第1321頁）
⑤ 參唐長孺《<晉書·趙至傅>所見的魏晉士家制度》。當然，制度是一回事，實際情形又是一回事，田兵也屢被徵發出征，參前引黃惠賢先生文。
⑥ 唐長孺：《西晉田制試釋》，第4l—42頁。
⑦ 高敏：《關於曹魏屯田制的幾個問題》，見其《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探討》，第45頁。
我們還發現，為研究者屢屢引用的反映屯田客服役的事例都發生在曹魏文帝以後，而明帝時任大司農的司馬芝，在泰始年間針對“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的情況，上奏明帝；其中所及，最能反映制度的變化。他說：
武皇帝特開墾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熯種麥，獲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 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爲便。
“明帝從之”①。這段史料可說明以下情況：第一，“諸典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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