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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这种纳粟拜爵的对象恐怕大多还应是富有的农户。更不用说，即使纳粟拜爵的对象也包括商贾，由于汉代实行官、爵分离的政策，爵位仅具有身份和免役意义[⑥]，这与赀选也仍然是两回事。否则的话，只要商人买到了爵位就能够做官，那他们岂不是可以随便仕宦，又怎么能出现“有市籍不得宦”的问题？至于“入羊为郎”，史书已明确记载，这是汉武帝中期的事情，所谓外攘夷狄，内兴功业，因而“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⑦]。而黄霸和苏回的事例，则是在武帝末年和宣帝时期。
有的学者提出，桑弘羊家应该属于没有市籍的商人，因而可以参加赀选[⑧]。这种说法也很难令人信服。且不说认为桑弘羊家没有市籍还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据，就算是桑弘羊家没有市籍，又怎么能证明汉代禁止商贾仕宦的政策仅仅是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如前所述，在高祖直到文帝时期，便都是笼统地规定市井子孙或贾人“禁锢不得为吏”。
第三，桑弘羊如果是通过赀选入仕，那也就意味着这在当时并非是个别现象，而应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换句话说，除非存在某些我们不知道的特殊条件，只要是桑弘羊能够参加赀选，其他情况相类似的贾人之子也都应该能参加赀选。因为赀选的标准肯定是统一的，而且史书已明确记载，桑弘羊的入仕是在十三岁，所谓赀选“其实”也并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但这也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按照以上推论，在当时应该有许多同他年龄相仿的少年甚至儿童被赀选为郎，至少应不止桑弘羊一人。况且，如果当时真的出现了许多少年或儿童郎官，这在把用人的好坏视为国家兴衰的汉儒看来恐怕也决不会是一件小事[⑨]。以任子和赀选为例，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即批评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⑩]但令人费解的是，除了桑弘羊，在史书上却找不到与这些少年或儿童郎官有关的任何记载[11]。显而易见，这也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当时并没有出现过许多出身于商贾家庭的少年或儿童郎官，桑弘羊的入仕应属于特殊案例，而并不是通过赀选。
那么，桑弘羊究竟是怎样入宫的呢？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回答。因为如果仅仅是说桑弘羊何以能够入宫的原因，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容易回答。《史记》、《汉书》都曾经明确记载，桑弘羊之所以能够入宫被任为侍中，就是由于他具有特殊的心算技能，即所谓“以心计，年十三，侍中”。一般来说，在两汉时期，人们计算数字都要用一种被称为“筹码”或“筹算”的计算工具[12]。而桑弘羊由于计算已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在计算时则可以不用筹码，只要“心计”即心算就能够准确地得出答案。可以肯定说，正因为桑弘羊具有这种特殊的心算技能，所以他才会被征召入宫。可见，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桑弘羊何以入宫的原因。问题乃在于：桑弘羊究竟是由于特技被直接任为侍中，还是通过某种途径入仕而后又任为侍中的？且更为棘手的是，由于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明，这两种情况还都有可能。
先说前者。以往人们都很少注意到这一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就是考虑到侍中属于加官性质。《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这种考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却忽略了对具体情况的分析。主要就是桑弘羊年仅十三岁，他不可能真正担任官职。一则桑弘羊被任为侍中，这只是让他有一个出入皇宫的名义和头衔，而并非被真的作为加官。《史记·吕太后本纪》载：“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即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先例。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由于还是孩子，桑弘羊很可能连俸禄都没有。否则的话，作为真正意义的侍中，其俸禄至少应该是千石。《后汉书·百官志》云：“侍中，比二千石。”[注]曰：“《汉官秩》云千石。”但对桑弘羊来说，却无异于笑话。诚如吴慧先生所说：“桑弘羊十三岁侍中，如说此时已秩比二千石或千石，这是不可思议的。”[13]二则侍中虽为加官，却也并不排除某些特殊情况，因为任何制度都可能存在例外规定。以郡守为例，其俸禄一般是二千石，但据《汉书·循吏传》记载，黄霸任颖川太守时，即被宣帝明令规定为“秩比二千石”；后来升任守京兆尹，俸禄为二千石，又因多次失职“连贬秩，有诏归颖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前”。实际上，西汉侍中并非都是加官，在正史的记载中即可以找到证明。荀彘就是一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将军荀彘，太原广武人。以御见，侍中。”《史记正义》曰：“以善御求见也。”再如，应劭《汉官仪》载：“侍中，左蝉右貂，本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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