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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因为他认为这一诏令复开“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之禁，所以主张桑弘羊就是在此诏颁布之后“以赀为郎”的。但商贾能否参加赀选，其本身即颇多争议。更何况，就算是能够商贾参加赀选，在从后元二年五月到十月仅仅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历法皆以十月为岁首），也很难完成诏书向全国下达、洛阳接到诏书后予以公布、桑弘羊参加赀选、然后以赀为郎再由洛阳来到长安、最后被任为侍中的全部过程。这从霍光筹办盐铁会议的时间即可以得到印证。据《汉书》卷七《昭帝纪》记载，盐铁会议的准备工作始于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六月诏举贤良、文学，到始元六年二月会议正式召开，前后共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况且，为抓紧时间并确保会议的召开，霍光还专门让文学“乘传诣公车”[⑧]。卫宏《汉官旧仪》卷上称：“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行千里为程。”这当然说的是加急的“弛传”，普通驿传和人员运输的速度则比较慢，而且也不能日夜兼程。另外，文学也主要是来自“山东”郡国，所谓“文学皆出山东”[⑨]。尽管许多郡国到长安的路程要比洛阳到长安远，但考虑到会议的紧急和重要程度，以及当时的交通状况[⑩]，我们仍可以清楚看出：即使桑弘羊的“以赀为郎”确实是根据景帝后元二年五月诏，他的入宫亦至少要到景帝后元二年九月之后。故史载桑弘羊“年十三侍中”，“实际”也还是在景帝后元三年。
更重要的是，桑弘羊担任侍中时年仅十三岁，他的主要任务其实就是陪读，而并非被作为真正意义的官员（至少在前期并不具有官员的意义）。换句话说，桑弘羊的侍中头衔只是让他有一个进入宫廷为武帝陪读的名义而已。因此，桑弘羊的入仕也完全有可能是在景帝时期；那种认为景帝好老，“用不到这样的小侍中”[11]的看法，恐怕有些绝对。
关于第三个问题，古人一般皆用虚岁，但也并非都用虚岁。实际上，为了能够比较精确地说明时间，或强调一个人的特殊才能和经历，史家有时也采用周年、周岁来记载。司马迁对秦始皇的记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显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
根据方诗铭先生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可知，秦昭王四十八年为公元前259年，而庄襄王死、秦始皇继位则是在公元前246年，其间恰好十三年整[12]。足见司马迁这里所说的“年十三”，就是指秦始皇已十三周岁。再如甘罗，也是一例。《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称：
甘罗者，甘茂孙也。茂既死后，甘罗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
然后在传中又记载甘罗说：“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13]可见这里所说的“年十二”，也是指其十二周岁。因此，就桑弘羊而言，由于少时即任侍中，为了强调其年龄之小，司马迁对他“年十三”的记载完全有可能用的是周岁。
其实，除了司马迁，桑弘羊的自述也说自己“年十三，幸得宿卫”。从桑弘羊精于计算和不无炫耀的口气看，如果能把年龄说得更小且更为准确，那么又为什么不说自己“年十二”——就像甘罗那样——而非要说“年十三”呢？这在情理上也令人感到费解。更何况，由于出生在上半年或下半年，用虚岁还有着虚一岁和虚两岁之分。即使“年十三”真的是说虚岁，我们也很难断言就一定是十二周岁。所以，完全认为“年十三”就是虚岁也存在着一定偏颇。
那么，究竟应如何确定桑弘羊的生年呢？我们认为，在没有新的资料可以证明之前，这个问题恐怕还不能完全解决。如果一定要说桑弘羊出生于何时，我们倾向于景帝二年，即公元前155年。因为从各种情况来看，所谓“六十有余年”，其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六十一年。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推测，但它既符合于人们通常的理解，也与桑弘羊作为执政大臣不能信口雌黄且精于计算的条件相吻合。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把桑弘羊“为侍中”的时间定在景帝后元二年。这样一来，由于我们对“年十三”主张按周岁计，因而再加上十三年，即可以上溯到景帝前元二年。
[①] 马元材（非百）：《桑弘羊年谱订补》（按：本书系马非百先生1934年出版的《桑弘羊年谱》的订补本），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8页。又，陈直先生的《盐铁论解要》亦认为：“经过武帝五十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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