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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盐业起源论纲――渝东盐业考古的现状、问题与展望

时间:2009-7-24 13:53:45  来源:不详
2、羊子岩遗址:羊子岩遗址又名中坝遗址,遗址位于甘井河内的旧甘井镇边(三峡工程兴建后,该镇已经搬迁),距离长江口约4千米。遗址位于甘井河两岸的台地上,遗址中心区因河流的切割侵蚀作用已脱离河的左岸,成为一座河中小岛。岛上的堆积主要有四个时期:最下面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老关庙文化遗存,其上是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遗存,再上是大量的东周时期前后的遗存,最上面是汉至唐宋时期的遗存。东周以前的遗存,其遗迹和遗物缺乏制盐遗址的特征,其遗址性质还不能判定;汉以后的遗存虽有窑灶证明其与制盐有关,但这时的熬盐容器已经是铁器而不是陶器。只有东周前后的遗存是由很深厚的单调的中口釜、尖底杯等陶器残件组成,并有储卤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1,原报告称作墓)、窑灶等典型制盐遗迹,属于制盐遗址应当没有疑问。羊子岩制盐遗址的重要意义在于,该遗址从东周以来,制盐工业基本上没有中断,直至近代,这里还在使用传统工艺制盐,这为我们探讨古代渝东盐业的演进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样本。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从盐矿资源状况、有关盐的史料记载还是古代盐业遗址的现状来看,认为四川盆地的井盐业至迟在商代就已开始于渝东地区,秦灭巴蜀以后才发展到成都平原的边缘,这应当是可以初步肯定的一个结论。当然,目前我们的盐业考古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这些存在的问题和需要开展的工作是:

1、目前我们对渝东地区古代陶器制盐阶段盐业遗址的判定,主要还是根据三点:一是这类遗址的堆积景观类似国外的陶器制盐遗址,其二是这类遗址的出土器物与国内外其他被推测为盐业遗址的出土陶器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其三是这类遗址均靠近盐卤资源产地。这些根据,实际上还是基于经验的一种可能性推测,缺乏确切无疑的可以论定的证据。并且,对于渝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大量流行如小底或尖底的陶缸,因为缺乏类比材料,目前也不能推测其是否与制盐业有关。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引人一些仪器分析手段,对可能是陶器制盐遗址的陶器及其周围的附着物(如泥土等)进行微量元素分析,然后将这些分析结果与当地盐卤中的微量元素进行比对(当然同时还要分析和比对当地同时期的非盐业陶器和普通土壤中的微量元素),看看二者是否有共同的盐卤中特有的微量元素。如果这些推测为制盐用陶器及其附着物中有盐卤中特有的微量元素,那么这些陶器就可以肯定与陶器制盐有关。

2、渝东地区已经发现的很可能与先秦盐业有关的重要遗迹之一的窑灶,其窑灶的主体形态有斜坡底近园形、平底长方形、斜坡底长条形(似龙窑)三类,第一类如重庆忠县哨棚嘴遗址、瓦渣地遗址的窑灶,第二类如忠县李园遗址的窑灶,第三类如羊子岩(中坝)遗址的窑灶。从年代上看,第一类窑灶流行的年代范围在商代后期至春秋前期前后,后两类窑灶的流行年代却在战国至西汉前期;从分布状况来看,第一类窑灶除了在这些陶器制盐遗址有发现外,在其他普通遗址也都有分布,第二类窑灶则还没有在其他遗址中发现。渝东地区已经发现的可能与熬制盐有关的陶器主要也有三种,即尖底杯、束颈釜、船形器。在这三种陶器中,尖底杯出现最早,延续时间也很长,从商代后期的十二桥文化一直延续到战国前后的巴蜀文化,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李园遗址还有大量尖底杯发现;束颈釜的出现略晚于尖底杯,但在西周时期已经在四川盆地(尤其是渝东地区)大量流行,并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船形器发现较少,目前只在重庆忠县的哨棚嘴遗址、邓家沱遗址,丰都县石地坝遗址曾经出土。这三种陶器都在陶器制盐遗址中出土,它们的使用时间又有重叠,不少遗址出土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这类陶器,如哨棚嘴遗址2001年发现的同时期的两座窑灶,窑灶内的遗物一为尖底杯,一为船形器;瓦渣地遗址的早期堆积,尖底杯与束颈釜共存;丰都县石地坝遗址的西周时期的堆积中更有尖底杯、束颈釜和船形器三种陶器。那么,这些陶器以及前述窑灶在制盐工艺流程中担当何种角色,这些需要通过一系列实验考古的手段方能够得到证实。

3、在四川盆地,除了那些位于盐卤产地附近的典型陶器制盐遗址外,还有许多普通遗址也出土了一些尖底杯和束颈釜,据目前掌握的部分材料,出土尖底杯的普通遗址有万州中坝子(西北大学考古系等 2001);涪陵区镇安(重庆市博物馆 1992)、成都十二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1987)、指挥街(四川大学博物馆等1987)、金沙村(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新都水观音(四川省博物馆1959)、彭县青龙村、雅安市沙溪(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1990)、阆中县坪上(胡昌钰、孙智彬1991),出土束颈釜的遗址更多,计有江津王爷庙(重庆市博物馆 1992)、巴县干溪沟(重庆市博物馆1992)忠县老鸦冲,万州麻柳沱(上海大学文物考古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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