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许倬云《西周史》选载（四）——第七章“封建制度”第1、2、3节 |
 |
时间：2009-7-24 13:53:48 来源：不详
|
|
|
称，殆是按昭穆排列的方式。这六组可能代表了同一族的六个支族。有一组又有南北二列对称，则又是支族下的小分族了（考古研究所，1962：113—116；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90—192）。宝鸡斗鸡台和长安洋西张家坡的墓葬群，以小型墓为主，可能均是一般平民的墓地，因此反映的族制，也大概是一般平民的制度。
浚县辛村的卫国墓地，规模甚大，包括大型墓八座，中型和中小型墓二十九座，小型墓二十八座，另有车马坑二座，马坑十二座。各墓排列井然，位次尚有痕迹可见。八座大墓集中墓地东西两边。最早一墓居东南。四区之间分散有中型墓及小型墓，而小型墓则集中在北部一区。这个卫国贵族的墓地，显然以八个大墓为主体，其余诸墓，或其从人，或为其亲属（郭宝钧，1964：3—6；考古研究所，1979：192）。
河北房山黄土坡西周时代的燕国墓地，已公布的有二处。第一处有四十一座墓，都是南北向排列，可分六组，其中第一组又分为两群，第二组又分为三群，第四组也分为两群。各墓排列，或并列，或错列。
图27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第一地点西周墓葬墓位图
图28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墓位图 第二处有十四座墓，也均为南北向，又可分为两组，排列方式或并列或错列。这是燕国贵族墓地，其中不同的组群，可能表示一族中的不同分支。每一群中各墓规模相仿，但有的组群中有一座比较大的墓葬，也许是属于族长或家长（琉璃河考古工作队，1974：309；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93—194）。
上村岭虢国墓葬群（图28）有二三四座墓，四座车马坑，一座马坑。各墓虽有大小，却均为南北向排列，从整个布局看，可分为南北中三组。南组以一座五鼎墓为最大，其西为两座三鼎墓，而二鼎墓和一鼎墓分散各处。北组以虢太子的七鼎墓居西，另有五鼎墓居其北面。中组以一座三鼎墓居中，八座一鼎墓散置四方。以上的三组区分，各以较小的墓葬拱卫最大而随葬鼎数最多的大墓，似乎表示有三个支族，各占一组（考古研究所，1959：图—乙；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94）。
西周的族制，自然不是任何人发明的，更不是为了分封制度而设计的。然而，这种以亲属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超越了地缘性团体。西周的分封诸侯，一方面须与西周王室保持密切的关系，休戚相关，以为藩屏；另一方面，分封的队伍深入因国的土蕃原居民之中，也必须保持自群之内的密切联系，庶几稳定以少数统治者凌驾多数被统治者之上的优势地位。是以现实的考虑，延长了周室的诸姬及异姓亲戚的族群意识与族群组织，在中国古代典籍上留下了宗法制度，驯致西周王权式微后，这份亲属的意识成为春秋诸姬间主要的维系力量。
传统的说法以为周有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如《春秋》经文所记各国会盟次序，俨然如有这些等级位号。然而傅斯年早已指出，这五等爵的等级制度与《尚书》、《诗经》及金文资料均不能相符合。公伯子男都是一家之内论尊卑长幼的名称，原义并非官爵，也无班列，侯则是由射侯发展的武士之义。金文中侯伯二称最常见，傅氏所谓“伯为建宗有国之通称，侯为封藩守疆之殊爵”，颇可说明分封制下，一方面率领锡赐的族群，是为伯，一方面君临戍守的因国食邑，是为侯。家指人众，国指疆土。男之对侯，有隶属的意义；子之对伯，有庶长的分别。前引沈子，即是鲁国的庶子（傅斯年，1952：Vol.IV，97—129；又参看陈槃，1969：686—687；H.G.Cree1，1970：324—334）。封国由家族分化演变而来，殆已可以无疑。
西周的封建自是因周室征服中国，分遣其人众以控御四方，封建制度的建立，并不伴随着生产工具的改变。正如上章曾论到，周初生产工具基本上与商代用具，同一水平。赖德懋（Lattimore）曾以为封建制度的发展，与所谓“治水的东方式农业”有关（OwenLattimore，1962：547）。然而西周分封，北至燕，南至汉上，西起渭域，东极海滨，农业与给水关系随处而不同，至今典籍与考古资料，都未见有水利设施。是以周人封建制度的本意，是为了军事与政治的目的，颇不必用经济发展的理论当作历史演化过程中必经的一环（H.G.Creel，1970：342—345）。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