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位持这类见解的外国学者的例子是美国的毕士博。他在1939年发表的《东亚文明的开始》[15]一文中，叙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与黑陶文化以及文明时代的殷周。但在他检讨了中国文明的各项特质以后，发现它们都是外来的：彩陶、青铜器、大麦、战车、文字、牛、羊、马、鸡、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等，他说不是来自近东便是来自印度。他的结论：“文明最早出现于近东，在那里若干动物被驯养，若干作物被栽培；也是在那里各种基本的发明被创造，城市生活产生。这些成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好几千年。在东亚我们发现当时情形纯然不同。上述文化特质中有许多在这里也有出，现，但它们都出现得晚得多，并且表现一个比较进步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它们是在这里独立发生的，而在若干例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它们自西方起源的确凿证据……因此，后来在东亚建立起来的文明，其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从古代近东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16]

    到50年代以前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大致便停留在这种水平上：中国文明包含哪些元素，这些元素是土生土长的还是从外面来的，由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而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问题上下个断语。有人(如毕士博)说中国文明重要的因素都是外来的，反过来有的学者便争论中国文明若干成分实际上是本地起源的。李济在一篇讨论中国上古史的文章中，批评毕士博的说法，指出中国古代文明中至少有三件物事是确确凿凿土生土长的，即骨卜、蚕丝与殷代的装饰艺术。“这三件，外国人讨论东方文化时，只管可以不提，却不能不承认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17]这种土著与外来成分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主张土著成分占优势，因而中国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甚至是东方文明的摇篮，到了何炳棣《东方之摇篮》一书到了高潮[18]。

    到了5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考古工作的进展与大量史前与历史时代早期遗物的出土，“中国文化起源”这个论题也就逐渐趋于复杂化。在过去资料稀少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全中国当作一个单位来讨论，把不同时期的文化排列起来，就可以展示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在全国各地出土物增多，而且利用碳素十四方法断代把全国各地文化发展历史初步了解以后，我们发现中国古代考古文化是不止一个系统的，于是在7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考占学上便开始了对所谓“区系类型”这个概念的探索。在1981年第5期的《文物》上，苏秉琦和殷玮璋建议把全国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的详细划分，并且指出中国古代文化至少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区域来讨论：(1)陕豫晋邻境地区；(2)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3)湖北和邻近地区；(4)长江下游地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6)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19]。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课题上，这种区、系、类型的划分是有基本上的重要性的，因为“这六个地区都曾起到民族文化大熔炉的作用”，也就是说，“很多地点考古文化面貌上反映的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渊源的连续性”，这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20]。

    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本来不是一个新颖的说法。民族史学者林惠祥在30年代讨论中华民族的起源时早就指出“中国文化盖以上古时华夏系之文化为基本要素，此种文化依次与其他文化接触而吸收之，吸收以后经一番错综混合而归于融化。”这些为华夏系所吸收的其他文化，林氏列举有黎苗文化、东夷文化、荆蛮文化、百越文化、山狄文化、氐羌文化等[21]。

    发掘和研究殷墟文化的李济也早指出“殷虚文化来源的复杂”：(1)一部分的文化显然受过西方的影响，同时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如文字、一部分的农业及陶业；(2)一部分完全是在中国至少是东亚创始并发展的，如骨卜、龟卜、蚕丝业及一部分的陶业与雕刻的技术；(3)一部分来自南亚，如水牛、稻米及一部分艺术。“殷商文化只是把这些成分调和起来，加了一个强有力的表现。”[22]这个看法在李先生的《中国文明的开始》(1957年)一书中又再一次被强调：“商代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代表许多文化源流的融合。”[23]这种多元的说法，如今可以说是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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