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所谓系统论看“中国文明”

    起源的一元与多元

    谈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第一步是决定“文明”该如何界说，下一步便要决定什么是“中国”文明。最近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这是若干争辩的焦点，但这个焦点并没有明显地揭露出来。争辩的一方采取所谓“满天星斗”的看法，主张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因为上述新石器时代六个区域文化都是中国文明的祖先[29]。争辩的另一方则以文字、青铜器与城市为界说文明的标志，指出中国境内最早达到这种标志的是中原的二里头文化，所以中国文明的起源还是自中原开始的[30]，这项争辩的两方都有考古文化的根据，但他们的意见分歧，是因为他们笔下的“中国文明”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前者用广义的界说，相当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在时代上是连续性的；后者用狭义的界说，以最早的文明相当中国文明，亦即把华夏文明当做最早的中国文明的代表。   

    可以把它叫做“中国文明”的文化在考古材料中如何辨认?在什么时代可以开始辨认出来?这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但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所以困难，是因为“中国”这个名词的界说也像“文明”一样有两个不同的途径：一是先决定它该有些什么内容，再到考古资料中去辨认；二是在考古资料中去看文化分类的趋势，然后在所分的诸文化中寻找中国文明的祖型。我觉得在最近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争议中，对“中国”文明的界说问题，不论是从哪个途径出发，讨论都嫌不够。

    五六十年代中国考古工作集中在中原地区，到了70年代以后，地方考古工作，尤其是长江流域与内蒙古和辽宁，有了较大的进展，再加上大量碳十四分析所得年代数据，使我们对中原以外早期文化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增进。以今天的眼光看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加以分析，至少可以得到两项初步的结论。第一项是中国境内有好几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各自独立发生发展；第二项结论是这些个文化在发展途径中在地理空间中扩张而彼此发生接触，产生交流互动关系。由于这第二项现象，中国范围内所包括的许多地区文化彼此之间构成一个大的文化系统，而各个个别文化都不能把它孤立看待。换言之，中原文化虽然目前在年代上有优先地位，它的发展并不是孤岛式的，而必须作为较大的文化系统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和讨论。金观涛和刘青峰在讨论寻求使用比较新颖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就提出来参考使用“系统论”的建议：

    “系统论、控制论是20世纪以通讯、自动化和计算机为特色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它们不把事物看作相互孤立的因果系列和可以分割处理的机械模式，为研究错综复杂的事物提供了某些具体的理论和方法。在强调整体研究的时候，系统论、控制论还特别指出：局部特点相加之和并不等于整体特征，而必须把它们始终作为整个系统的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31]金、刘二氏指出要使用这种理论模式研究中国社会，“要理解一个系统，特别是像社会这样的复杂的大系统的整体特征，就必须剖析这个系统的结构和作用机制，也就是分析大系统是由哪些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之间又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32]研究一个社会如此，研究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也是如此。具体地说，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各区域文化彼此独立、各自发展的时候，每个文化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可是到了它们彼此接触交流、互相影响的时候，这些区域文化便形成许多子系统，而它们共同组成的大的文化体系便形成广一个主系统。

    中国史前文化的系统论不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套用，而是根据扎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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