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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史前稻作农业与文明进程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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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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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稻作遗存，为我们系统了解淮河流域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从现有研究的结果材料来看，在时间上较早的双墩和侯家寨的水稻印痕的样品中，同时有粳稻、籼稻和中间型并存，时间上稍晚的红墩寺的样品中的水稻印痕均为粳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种植的水稻，已经开始了向偏粳方向的演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偏粳的特征由少渐多，到晚期完成了粳稻特征的定型化，这是人们在水稻栽培的过程中对水稻的品种进行长期优化选育的必然结果，与淮河下游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第4层即距今5500年左右即以完成粳稻特征的定型化是一致的。
尽管长江流域的先民对野生稻的采食和利用可能要早于淮河流域，但现有资料显示，稻作农业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而且由于淮河流域在全新世前期位于北亚热带的北部边缘，气候和环境条件所造成的人类生存压力要重于淮河流域，对稻作农业的依赖促使了人们加大了对稻种的优化选育类人工干预的程度。鉴于以上原因，我们推测，淮河中游地区有可能是粳稻的初始起源地。
三、淮河流域史前稻作农业与文明进程的关系
稻作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和促进了氏族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也促使氏族内部社会关系随之发生变化。属于军事首领或氏族首领的人占有丰富的财富，高高在上，掌握氏族的祭祀、军事大权，应属于氏族内部的特权阶层。社会意识的变化，逐渐产生了宗教与权力合一的神权。一是宗教观的变化，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进步到对天地人的崇拜。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5000多年前，淮河流域出现了一批中心聚落或次中心聚落遗址，如蒙城尉迟寺等。这些聚落遗址面积大，规格高。如蒙城尉迟寺遗址有10万平方米左右。他们都处于区域经济中心的主导地位。中心聚落遗址具有雄厚的农业、手工业基础，经济总量也远远大于一般聚落遗址。生产工具作为生产资料，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在凌家滩遗址发现有许多带加工痕迹的玉石料及半成品，表明有着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作坊，经济基础比较雄厚。从各等级聚落遗址的分化程度看，有着等级越高分化越严重的趋势。以上特点表明，中心聚落遗址在文明化进程中的步伐要比一般聚落遗址快的多。到了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目前淮河上游地区已发现有平粮台、郝家台等古城址，著名的登封王成岗、新密古城寨古城也都在淮河上游地区范围内。东方沿海的连云港则发现了藤花落龙山文化城址，淮河中游地区虽然暂未发现城址，但从调查发掘所掌握的材料看，这个时期的遗址也是密集的呈群状分布，或沿淮河二三级支流呈带状分布，每群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不等。这类聚落群在空间分布上有固定的地域和活动范围，在经济、文化、宗教崇拜方面具有同一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即一般聚落遗址从属于次中心聚落遗址，中心聚落遗址居于主导地位。这类聚落群的出现，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军事联盟的产物，更是地缘政治变化的需要。这种聚落群联合体的形成，也产生了凌驾于各氏族之上的最高权力组织，它已超出原有的氏族社会组织结构而具有较为复杂化的程度，抑或已经跨入了国家的门槛。
8000年前的淮河上游地区:贾湖遗址出现了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甲骨契刻符号、七声音阶骨笛和以龟灵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这些因素在淮河流域一脉相传。7000年左右的侯家寨文化时期:发现了大量陶器刻划符号，与贾湖的符号有很强的相似性；5000多年前，这一带主要是大汶口文化分布区，蒙城尉迟寺遗址作为这一带的中心聚落，不仅发现了整齐的排房和聚落广场，还发现了带有图腾性质的鸟形神器和与大汶口等遗址相同的“日月山”符号，这说明相同的符号已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流通。开始于贾湖的龟灵崇拜和犬牲现象，在整个大汶口文化范围内流通，而且在稍偏南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还发现内装式盘的玉龟，和贾湖遗址内装石子的龟壳在观念上具有明显的传承性。4000多年的兴化南荡遗址，终于发现了较为成熟的陶文。
文明化进程是一种渐进的过程。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黄淮地区文明化进程启动较早，但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夏商周王朝不断用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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